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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凌叔華筆下的女性覺醒
來源:橙新聞    2020-10-16 11:09
這種新與舊的角落中默默發生的婉順的變革,女性在既有性別規範之內的改良實踐,成為日後凌叔華小說中此類主題的濫觴,如〈酒後〉中向丈夫爭取親吻朋友機會的采苕、〈花之寺〉中假扮丈夫情人與丈夫約會的燕倩等,都是有女性突破意味的,卻也只是試探性的,不觸及根柢的。

【識港網訊】在傳統中國文學中,詩文為上乘,小說的地位並不高。直到晚清政治活動家為了「改良群治」,將小說與維新革命捆綁,如梁啟超發起的「小說界革命」,小說才開始由文學邊緣向中心移動。後又得益於五四的思想文化啟蒙大潮,小說的重要性提升,又經過五四作家介紹、翻譯西洋小說、創作現代小說、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系統化努力,小說開始擺脫對政治的附庸,作為獨立文體,「成為整個社會公認的最有藝術價值的文學形式」。但也正因為現代小說的思想啟蒙價值,使得「中國現代小說從一開始就肩負了沉重的社會使命」,以啟蒙民智、傳遞思想、探討問題的文體便利,承擔起揭露與改造社會的責任。這是凌叔華最初開始小說創作的背景,也是其早期創作最顯著的特色所在。

陳源、淩叔華夫婦 圖:Wikimedia Commons

〈女兒身世太淒涼〉是凌叔華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原本收錄在她上呈周作人請求評點指教的小冊子中,經周作人推薦給編輯孫伏園(1894─1966),發表在《晨報副刊》上。〈「我那件事對不起他?」〉雖發表時間較晚,卻也算是凌叔華第二篇涉及性別議題的小說。它們與〈月宮女神〉相似,都是討論男權社會下女性的生存處境,小說中的女性也在一定範圍內顯示出其獨立與解放。不同之處在於〈女兒身世太淒涼〉和〈「我那件事對不起他?」〉是完全的植根於現實社會,相較〈月宮女神〉的革命,褪去了理性主義色彩,而更接近於改良。

〈女兒身世太淒涼〉描寫了舊式少女婉蘭、舊式姨太太三姨娘和新式女性「表姐」三位女性的悲劇故事。婉蘭接受了父母的包辦婚姻,嫁與三少爺。三少爺婚前就已與家中丫鬟孕有一子,結婚後將丫鬟納為偏室,又繼續尋花問柳,還要求婉蘭向他母親說情,再娶兩妾。婉蘭在忍受丈夫風流無賴的同時,要接受封建婆婆的刁難,失寵妾室的遷怒,苦無出路,逼回娘家。

三姨太自幼喪父喪母,被叔叔許配給婉蘭的父親,結婚一年後才知道家中還有一妻一妾,然而已無他法,只得繼續忍受丈夫的冷淡、其他妾室的挑事。表姐本接受了現代思想,提倡開放交際、自由戀愛,一直勸告婉蘭「千萬不要為順從父母,失掉了自己一生的快樂」,然而因為拒絕了三位追求者的求婚,被搬弄是非登載小報,聲名盡毀;又因拒絕了父母安排的對象,影響了父親的差事,受到父母的埋怨,大受打擊,一病不起,含冤去世。〈「我那件事對不起他?」〉刻畫了一位舊式太太胡少奶奶,在丈夫赴美留學的七年中獨守空房、照顧公婆,原本以為賢良淑德、恪守婦道能換來丈夫的憐愛,卻恰恰因為她的傳統守舊,遭到了受過新式教育、愛上新式女性的丈夫的嫌棄,向她提出離婚,胡少奶奶因此選擇了自殺。

小說中的女性均是與家國大業無涉的尋常女性,凌叔華關心的也不再是她們應該如何於社會於國家發揮作用,卻是她們作為女性個體的命運與處境。在新舊交替的時代,現代思想啟蒙了一部分人,卻還沒有能夠滋生出供這一部分人按照意願生活的土壤,因此會出現如「表姐」這樣的新式女性因開放交際和自由戀愛受到家庭和社會雙重排擠的悲劇,以及胡少奶奶這樣的舊式太太因無法迎合新式丈夫的趣味和期待,無奈自殺的慘事。儘管在〈女兒身世太淒涼〉的最後,婉蘭會發出這樣的疑問:「人為萬物之靈,女子不是人嗎?為甚麼自甘比落花飛絮呢?」

—已是對於「人」有初步的領悟了,但父權/夫權社會餘威之強大,又足以使婉蘭和三姨娘這樣的女性依然需要遵從傳統中國對女性角色的設定和要求,隱藏自我,消滅個性,做家庭中沉默的服從者和奉獻者。

日本學者阿部紗織敏銳地在她的論文中提出了〈女兒身世太淒涼〉中的表姐之死所表現出的「新女性」的局限性。表姐對社交開放、戀愛自由的追求使她的貞操受到了懷疑,前途歸於無望,使她遭到社會的排擠和父母的埋怨。而尤其是父母的埋怨,對表姐來說,不僅僅是失去愛,還是失去了庇護,直接影響到她「作為女兒在『家』中的位置」。最終令她無力面對現實,心病復發病倒在床,以舊女性的狀態迎來死亡。這樣的「新女性」雖然追求自由戀愛,卻沒有馮沅君筆下的新女性高喊「不得自由我寧死」的魄力,亦無廬隱小說中追求愛情而不得的女性選擇自殺的勇氣。雖然這些「新」得更加徹底的女性在破除封建舊藩籬的時候,亦會有她們的束縛,如冰心和馮沅君難以割捨的與母親的愛,但是這與表姐對父母家庭、傳統秩序的依附仍然有着本質的區別。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部紗織又以婉蘭和三姨娘為表姐的比較對象,提出了這篇小說中舊女性的突破。表姐去世後,婉蘭和三姨娘圍繞她的死展開了對自我身世的梳理和感慨。對於舊式女性來說,自我言說是一種禁區,婉蘭的苦楚,不能讓自己的父母知道,三姨娘的遭際,也是家中的一種秘密。然而,在〈女兒身世太淒涼〉中,兩人不為人知的故事與心情都通過對話,一一鋪陳展開,打開了舊式女性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更為巧妙的是,新女性表姐也經由對話,加入了她們的共同體,不論是「新」,還是「舊」,都將她們個體的悲劇提高到了女人的痛苦,如婉蘭說的話:「總而言之,女子沒有法律實地保護,女子已經叫男人當作玩看待幾千年了。……似這般飄花墜絮,九十春光已老,女兒身世應如是。」

以上所言的兩種情形, 不論是新女性的「舊」, 還是舊女性的「新」,指向了處於新舊罅隙間的不徹底的女性在獲得自由和實現解放的過程中兩條不同的道路。表姐是推翻後重建,摒棄父母包辦婚姻,要求社交開放、戀愛自由,是革命式的道路;而婉蘭和三姨娘,卻是處於舊制度的框架中,逐漸推進的改良式的道路。這樣的兩種道路,很自然的讓人想到凌叔華的父親凌福彭在清朝末年所做過的選擇,而凌叔華通過對小說人物角色的塑造,表達了與父親同樣的意見,即改良更有可能促進變革的實現。

柯臨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認為女性的社會活動被視為一個「引起恐慌、乾坤顛倒的世界的表徵」,雖然新女性對於社交與戀愛的追求並未觸及到更加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內核,但是這樣的行為與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女教規範相違背,必然會遭到由內到外的更大範圍的反對和打擊。

以表姐為例,追求她的三位男子在求愛失敗之後,便通過報紙虛構「歪詩香艷文」,用社會輿論給予她第一重打擊;而她的父親因為沒了差事,歸因於她拒絕了他們安排的婚事,又以家庭怨恨給予她第二重打擊。在這樣的雙重打擊之下,表姐雖然曾經嚮往解放、心懷自由,並以身試新,走出了第一步,終究使得這場性別範疇的個人革命消隱在離成功依舊遙遠的地方。而與此同時,在婆家受盡委屈、回娘家也只能保持緘默的婉蘭,和嫁人前對自己的婚姻一無所知,嫁人後發現要屈身為妾卻依然還是要按照原定安排生活的三姨娘,表面上維持着中國傳統的賢妻良妾,扮演着順從、忍耐的舊式女性的角色,卻通過私房話語,改變了原本「被觀看」、「被談論」的被動狀態,開啟了作為舊式女性的自我言說—實則是某一程度上的新、解放,雖然未必會對婉蘭或三姨娘的命運產生多大改變,但是這種自我表達通道的開啟、對女性悲劇命運的反思,卻是女性覺醒的重要標誌。而更關鍵的一點是,這一切發生在不驚動社會根基、父權威力的前提之下,變革暗流也因此能夠得到更好的保障。

同樣的,在〈「我那件事對不起他?」〉中,胡少奶奶在喝洋水火自殺之前,通過給公婆的信,有一番展露自己內心世界的獨白。由胡少奶奶寫信前的話:「當這年頭,像我這樣女人必不少,寫一信叫人家也知道我們的苦衷」,可知雖是私信,實則帶有公開化的目的:

翁姑大人膝前:媳不孝,竟不能侍奉二親矣。溯自入胡門,蒙慈愛有加,方圖反哺;豈料家門不孝,橫生變故耶。媳已三思,惟有一死以全夫婿孝道,以保大人桑榆暮景之歡。再者,近年離婚婦女,多受社會異眼;老父遠客未回,大歸亦不能。媳生長深閨,未習謀生自立之道,茫茫大地,竟無媳容身之所,媳只有死之一途耳。

胡少奶奶這封信的出現,是意識到自己的個人遭際在女性群體中的某種共通性,而要用自己的方式將變革往前推進一步,將言說範圍由閨閣之內擴展到閨閣之外的社會。這是凌叔華筆下的這位舊式女性的革命。

胡少奶奶作為封建傳統社會的女性榜樣、現代社會「現代思想」的犧牲品,其受害者的處境,使得她表達自我、用文字記錄自我,並試圖將這種有悖於社會對傳統女性沉默規訓的聲音傳播開來時,免於遭受直接的鎮壓,反而是支持,如她所聽到的跟媽囈語:「我們姑奶奶那一件事對不起姑爺?那一件事虧負了你們姓胡的?」可見,和婉蘭、三姨娘相類,胡少奶奶的變革沒有直接的對抗,而是巧妙地隱藏在被無故拋棄的「賢德媳婦」的悲哀裏,而這正是作者凌叔華使女性內心世界得以被聽見,得以參與到主流社會歷史化進程之中的一種努力。

這種新與舊的角落中默默發生的婉順的變革,女性在既有性別規範之內的改良實踐,成為日後凌叔華小說中此類主題的濫觴,如〈酒後〉中向丈夫爭取親吻朋友機會的采苕、〈花之寺〉中假扮丈夫情人與丈夫約會的燕倩等,都是有女性突破意味的,卻也只是試探性的,不觸及根柢的。這作為凌叔華女性敘事的風格,在〈女兒身世太淒涼〉和〈「我那件事對不起他?」〉兩篇小說習作中初步顯現出來。而凌叔華在燕京大學時期的思想與文學習得、語體寫作嘗試也在她日後的寫作中不斷得到完善與發展。

《「新閨秀」的旅吟:凌叔華的生平與創作》

作者:凌叔華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20年8月

橙新闻:https://www.orangenews.hk/books/139821.jhtml

责任编辑:l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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