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為甚麼軍人出身的鄧小平，可以領導一個長期處在戰爭環境中的國家，在極短的時間裡創造出一個經濟奇蹟？

當西方人給中國貼上「國家資本主義」、「重商主義」等標籤時，他們是否明白他們對於中國的誤解有多深？

20世紀20年代曾經創造過「柯立芝繁榮」的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曾經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美國人民的事業就是商業（After all,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這句話很適合美國，也適合大部分歐洲國家，甚至適合當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事實上，所謂的重商主義一直就是很多國家的發家之道。在一個信奉「事業就是商業」理念的國家中，商人階級不要說作為一個獨立的創業力量，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勢力甚至控制整個國家的特殊勢力也完全可能。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從古至今巨大的統一市場和人口規模，與西方國家「事業就是商業」的商業立國傳統，兩者之間其實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關係。歐洲不是不希望統一，而是分裂的力量遠大於統一的願望。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就沒有大型國家，沒有統一紅利；而商業立國的政府，源於城邦文明傳統，不能為大型國家的長期統一提供保障，只有通過帝國主義殖民征服政策才建立起海外殖民地統一市場。這兩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不能輕易忽視。

從這種對比中，就可以看清中國歷史上政商關係的基本脈絡了。當然，不同歷史時期的事業和商業會有不同表現，政商關係也會出現不同的變異。但總的來說，中國自「商周之變」之後就不是一個「商業型國家」而是一個「事業型國家」了。

在「事業型國家」中，商業只能是事業的一部分，不能代替事業，更不能壓倒事業。而由於事業的終極目標直通「平天下」這一偉大理想，所以實際上永遠是一個「進行時」，永無「完成時」。只要天下還存在着不和平、不公平、不太平，這個國家的整個精英集團就會繼續為着和平、公平、太平的「平天下」理想而奮鬥。

但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商業卻可以成為事業的一部分，乃至於成為事業本身。

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北宋時期。當宋之時，北面是大遼，西面是西夏和吐蕃諸部，西南是大理國，從「大天下」的角度看，相當於一個割據分治局面。所造成的地緣政治現實是，漢唐時期屬於「塞外」的地方都不在北宋疆域之內，其北方邊界只到今天的天津市、河北省霸縣、山西省雁門關一帶；東南抵海，西達今甘肅省。

一個沒有長城的北部邊界意味着甚麼呢？一個非常接近圓形的「小天下」疆域意味着甚麼呢？在當時東亞大陸的那個「國際」環境下，沒有長城屏障的圓形疆域實際上意味着一種力量的均衡。

從北方的遼朝和金朝、西北的西夏方面看，這些半定居半遊居的社會針對北宋和後來的南宋構成了一種持續的軍事壓力；而從北宋和後來的南宋方面講，平衡這些軍事壓力的卻不是與之相當的軍事力，而是由自身控制的基本經濟區產生出來的經濟力。依靠這一當時世界第一的強大經濟力，北宋在北方每年向遼朝輸銀十萬兩、絹亞十萬匹，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在西北每年向西夏輸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茶三萬斤，重開沿邊榷場貿易；就這樣通過持續的經濟「贖買」換來持續的和平。而北宋的圓形疆域就恰恰代表了基於這一地理範圍的經濟體所提供的經濟力的最大極限。也就是說，這個經濟力所支撐的國力不足以全取天下，但卻足以維持一個最大範圍的中原──南方定居農耕社會「小天下」。

而這也就是為甚麼會出現范仲淹變法和王安石變法這種與春秋時期列國變法類似的變法，僅以固邊富國為目標，不以強兵平天下為目標。

「當今理財最為急務」作為改革綱領，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特殊政商關係的反映。當天下國家本身相對弱小，偏安一隅且處在強鄰環伺的「國際環境」中時，國家的事業目標就會大大降低，就會在一個「小天下」的範圍內出現「天下無事，過於百年」的狀況。如果這時國家僅以固邊富國為事業目標，就會出現難得一見的事業與商業目標一致的情況。而王安石變法，其實就體現了這種一致性，理財與理兵多項適宜政策並舉，在一段時間內創造出某種程度上的繁榮光景。變法中的「方田均稅」、「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輸」等政策，主要圍繞理財展開，前三條是針對農業，後三條針對工商業。

而事實上，宋代的經濟發展曾達到過中國歷史高峰，很多學者相信，當時中國的GDP位列世界第一。

當代中國的情況有類似之處。新中國成立後，和平並未到來，實際上始終處在一個隨時可能爆發全面戰爭的國際環境中，而且面臨一個很不利的地緣政治現實。在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時，只能說剛剛初步解決了「固邊」的問題。由於是在核武器時代，新中國的「理兵」和「固邊」不得不通過自力更生製造出原子彈、氫彈、衛星、核潛艇等非常規武器裝備來實現，甚至包括在全國範圍內「深挖洞」、「廣積糧」等最原始的措施。而這個長期的備戰過程耗費了國家大量的資源，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當終於有機會從「理兵」轉為「理財」、從「固邊」轉為「富國」，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就成了當前「急務」，也就成了當時最大的事業。

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正式提出：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這就是將商業併入了事業，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則是為了確保商業的發展不脫離事業的軌道。有了這一整套約束，就會避免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私人商業失控後衝擊國家事業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如司馬遷等人所描繪的漢朝初期，社會兩極分化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的地步，富人地位上升到了「封君皆低首仰給」（《史記．平準書》）的地步，政商關係到了「貴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鹽鐵論．刺權》）的地步。

短短四十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左右，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4.5%，連續超過英法德日等國，來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上。從2010年開始，中國即成為了製造業世界第一大國。在五百餘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二百二十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製造業增加值為3.59萬億美元，佔全世界的近三分之一。

這不是單純靠商業即可取得的成就，而是通過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基本路線作為一個事業，全國人民上下一致、同心協力、努力奮鬥取得的成就。為甚麼說鄧小平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因為對於一個不依靠侵略、掠奪、剝削他國實現經濟奇跡的國家，只有這種事業型的經濟，才是真正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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