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余華在回憶自己的文學道路時説：“那次偶爾的閱讀，導致我一年之後正式開始的寫作，和一直持續到1986年春天的對川端的忠貞不渝。”川端康成善于通過人物的細微之處，來凸顯其細膩的情感和瞬間的感受，從而使得人物生動而又立體。這對余華的寫作有很大的影響，“在川端康成做我導師的五六年，我學會了如何去表現細部，而且是用一種感受的方式去表現……現在不管我小説的節奏有多快，我都不會忘了細部。”初登文壇的他，較多描繪底層人的生活，作品具有一種詩意的情調與氛圍，同時又不乏憂傷與哀怨。《星星》《竹女》《看海去》等短篇有著清新樸素而又打動人心的藝術魅力。

在卡夫卡的啟示下，余華接下來創作了一批頗具先鋒意味的經典作品。猶如一個個抽象派畫面組成的《現實一種》，講述了一個同室操戈的故事。《一九八六年》與魯迅的《藥》有著相似的主旨，寫法卻截然不同。作者一面感慨民眾的麻木，一面又痛心民眾的健忘，平靜的敘述下是強烈的憤怒。它告訴人們，流水般的時間既可以滌蕩歷史的罪惡，也能夠洗去心靈的苦痛。雖然余華這一時期的創作，以客觀冷靜的意緒性敘事為特點，但川端細膩柔美的氣質、靈敏生動的感覺，以及對細部的精雕細琢卻始終貫穿著余華後來的創作，成為其藝術風格的標志。

這樣的標志在余華的長篇新作《文城》中仍是那樣的鮮明。如，主人公林祥福有著“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一個溫文爾雅而又篤定沉著的鄉紳形象躍然紙上。再如，“林祥福一動不動，感受著小美的手在他的手掌裏傾訴般的哆嗦。”如此詩性而又張力十足的語言，將紀小美因愧疚和惶恐而引發的情感“震顫”準確地“傳遞”出來。

與明白如畫的語言相得益彰的是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本具有傳奇色彩的小説其時代背景是清末民初，故事線索是生活在黃河北邊的林祥福攜襁褓中的女兒，南下尋找一去不返的妻子。其間穿插了軍閥混戰，土匪綁票，還有兵荒馬亂中的民不聊生與愛恨情仇，以及販夫走卒的赤膽精誠與人物命運的顛沛無常。而貫穿其中的是作為中國文化核心成分的仁義禮信，如，溪鎮人給予天寒地凍中林祥福及其女兒的扶危救困，林祥福為救商會會長顧益民而冒死給土匪送贖金的義無反顧，還有陳永良手刃土匪的快意恩仇，以及田家兄弟對落難少爺林祥福的不離不棄和獨耳民團抵禦土匪的英勇壯烈。

如此等等的敘事是對《史記·遊俠列傳》的遙遠呼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這種徜徉民間、綿綿不斷的俠骨義膽和信守不渝，讓中國人在動蕩紛爭的年月裏生生不息，一如小説結尾，“青草茂盛生長在田埂與水溝之間，聆聽清澈溪水的流淌。鳥兒立在枝上的鳴叫和飛來飛去的鳴叫，是在講述這裏的清閒。”

余華曾説每一次寫作都讓他回到故鄉南方。但《文城》中的溪鎮不是一個充滿江南風物與習俗的南方小鎮，字裏行間透露更多的是一種心理上的暗示，一個想象中的歸宿。他初踏溪鎮時的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狂風，與後來持續18天的大雪，也更具有飛沙走石的塞外風格和銀蛇狂舞的漠北特色。如果説前者只是凸顯了林祥福父女“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的不易，那麼後者則扎扎實實地推進了敘事的進展：城隍閣祭拜蒼天時紀小美因雪凍而死。苦心孤詣的林家少爺錯過了近在咫尺的沈家媳婦（紀小美已嫁給沈阿強）。不僅如此，17年後，裝有前者屍身的那副棺材也與後者的墳塋在西山腳下擦肩而過。他們猶如兩顆微不足道的沙粒，就這樣被天災和人禍導致的命運洪流裹挾、衝散。

小説第一部分“文城”呈現林祥福對紀小美踏破鐵鞋的尋覓，但這與其説是出于魂牽夢繞的刻骨思念，不如説是他意在找尋一個答案，想要解開一個謎團，從而擺脫夢魘般的困擾。賢良的小美為何婚後不辭而別，並帶走幾乎相當于他一半家財的金條？為何她歸來生下女兒後又再次悄然離去？小説第二部分“文城·補”交代了紀小美欺騙林祥福時身不由己的苦衷和患得患失的心理，以及後來充溢心中的不安和負罪之感，卻全然不見她對林祥福的牽腸挂肚。林祥福執意尋找的“文城”雖虛無縹緲，卻推動了故事的發展，而他與小美華而不實的“愛情”不僅消解了小説敘事的動機，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節發展的動力。

上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作家旗幟鮮明地樹立起文學形式的本體意識，構造了具有強烈形而上指向的小説文本，但同時也弱化了文學的認知和批判功能。90年代以後，內心憤怒漸漸平息的余華受福克納的影響，意識到“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長篇，以樸素而又超然的敘述，呈現了苦難中人性的善良與堅韌。而其新世紀以來的《兄弟》和《第七天》則以荒誕色彩濃鬱的實驗性手法正面強攻時代與現實，卻並沒有取得如期的效果。暌違八年後的《文城》回歸現實主義的軌道，以余華標志性的語言和修辭講了一個好看的故事，卻也不乏遺憾之處。

《文城》是一本可以讓人一口氣讀完的小説，但有時滯重的行文與隱晦的意味，反而能誘人反復進入，再三咀嚼；而亦正亦邪、泥沙俱下的人物，常常讓人感到一種淋漓的生氣和蓬勃的活力，如格非《人面桃花》中花家舍的土匪，既有不寒而栗的狠，也有肝膽相照的情，彼此之間還有錯綜復雜的關係和勾心鬥角的謀略。“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清末民初，具有廣闊的小説敘事空間，如橫向可以展示士紳階層的變遷，縱向不妨呈現人物性格的發展，縱橫交織中還能挖掘人性的細微幽暗。《文城》在這些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都不夠充分和飽滿，且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和對現實的啟發，更談不上對未來的開拓。我更願意將這本小説看作是一部偉大作品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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