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时提到，不介意人们说香港GDP被深圳反超，期待深港之间深化合作。本周，林郑月娥又再次回应，她说竞争力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香港要提升竞争力，继续保留自身优势，而深圳方面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成世界经济奇迹，有很多值得香港学习的地方。针对深港关系，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近日专访了香港科学院院长、香港科技园董事、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深度参与深港合作的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共赢”、“互赢”是谈到深港关系的高频词。但徐立之说，他更经常说“合作”，而不是“互赢”。“因为合作的出发点不是要赢，合作的出发点就是分享。”他解释说，二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我要赢当然不会全部交代。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合作，找出可以一起发展的方向。”他认为，香港和深圳之间应放下这种“竞争”的心态，利用创新机制更好地一起做事。徐立之指出，香港的基础研究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但香港没有制造业支撑，而完善的制造业链条恰恰是深圳的长处，深圳还有辐射内地的广大市场，两座城市完全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不过，他同时提醒，深港两地做事方式有所不同，加强沟通尤为重要。“优势互补，也要将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这是我的优势，你怎么补我呢？我怎么补你呢？沟通要做好一些。”为什么不谈“赢”比较好呢？曾经在2002-2014年间担任港大校长的徐立之以高校合作来举例。2011年3月，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大学在深圳成立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港大研发工作得以在内地延伸。“曾经我做校长的时候想过，要做一个项目是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我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呢？或者只是给一个名，去成立一个研究中心，而里面做的事情与你完全无关。那是不是将你的强项贡献给了深圳？当然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开放。”徐立之认为，科技发展需要巨大投入，过分强调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相反如果大家互相合作，成功的几率更高，进而也能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如果从为了科技的发展来看，我们要研究芯片这个项目，你这间学校能出些什么人，那间学校出些什么人，然后这些研究生、研究员可以互相在里面结合，大家互相讨论，那这才是好事。”引申到香港与深圳之间，徐立之认为，过分“别苗头”可能导致无谓的内耗，优势互补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尤其是我经常说合作，其实不是互赢，合作的出发点不是要赢，合作的出发点就是分享。那刚才说的优势互补，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分享，是吧？所以心态是不一样的。‘互赢’大家就会收着，我要赢当然不会全部交代。所以我觉得是大家互相分享，互相合作，找出可以一起发展的方向。”如徐立之所言，香港和深圳应该摒弃“赢”的心态，通过优势和资源互补，进一步深化合作。徐立之说，香港有香港的独特之处，比如法治化环境好，国际化程度、开放程度高。“这么多个中国城市里面，有哪个城市可以用英文沟通完全没问题呢？就是香港了。当然你说去到上海、深圳，或者其它地方，都可以用英文沟通没问题，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适用英文的呢？所以国际城市这个事情，香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的了。”在他看来，香港更大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这在世界上都具有竞争力，学术领先也是众所周知。但是如何将学术发现或学术构思投入到应用，内地则有着更大的优势。“去了内地，能做到世界一流的创新项目，这些科技的创新，就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除了应用的短板外，从创新理念到产品变现，香港还缺乏制造业的支撑。“很多原型根本没办法做。而深圳及其它的城市有很多的配套。你让香港的同学做一个原型出来，他没办法做，但你在深圳就可以立刻找到人做出来，再装点东西在里面，一个新的电子产品就这样出现了。”他又认为，深圳的市场潜力极大，完全可以弥补香港在这方面的不足。“深圳的市场已经大过香港的市场了。深圳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周边的城市，整个国家都是它的市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港优势互补、深化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其中，深圳河南侧的香港园区，俗称河套地区，面积约0.87平方公里；深圳河北侧的深圳园区，包括皇岗口岸片区和福田保税区，面积约3.02平方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也强调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17年，香港科技园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全面统筹香港园区的上盖建设、管理、维护和营运等工作。作为香港科技园的董事，徐立之对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也颇有见地。他认为，消除物理距离上的隔阂势在必行。为促进鼓励深港两地人员交流，徐立之甚至曾提议，如果无法架桥的话，可以参考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做法，在落马洲河套地区“挖隧道”，通过海底隧道连接两地。“隧道下面的出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当然这个太有创意了，需要慢慢来。”虽然徐立之建议的这条隧道还只是天马行空的设想，但在政策方面，深圳已经有所行动。8月7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国际开放创新中心的若干意见》，深圳将通过政策环境、财政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从市级层面全面构建支持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促进深港优势产业领域展开合作。徐立之在采访中也谈到，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政府除了给予政策和资源，也应该尊重行业或是学界的创意。“至于发展是哪一个方向，一定是由下面开始的。因为有‘进化’这种方法，‘进化’其实就是民间或者学界有很多新的创意、新的项目。政府大方向说得也对，但是不可以说，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所有都向这个方向做。”“让人去试，有一个所谓‘进化’。去港深科技园里面，到科学园、数码港，或者学校先培养这些人，让他们先试一下。我现在知道两个香港的科技园，这些创新中心有很多机会给年轻人去试，相信内地更多。”徐立之鼓励及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成立更多研究院，他认为不同背景的人的思想交流和碰撞，更有助于创新。“比如东莞松山湖，从一个没什么大事发生的地方，到现在有这么多创新基地，很多学术界的教授们都愿意去那里，和那里的学生或者是年轻的创业人士交流。交流的互相撞击，才会产生新想法。”“讲到创新意念，多看些别人在做什么。99%的创新都是抄回来的，加上1%你自己的元素在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产品。所以眼光的开阔很重要。”关于“创新”，内地和香港有两个字词顺序颠倒的表述，也挺有意思。内地常说“科创”，香港则说“创科”，在徐立之看来，“科创”和“创科”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他说：“香港是创新及科技局，因为它有两个不同的功能，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科技。如果国家只想我们做科技创新中心，那么就不是创科中心。”他进一步解释说，一些创新是不需要科技的，比如企业管理的创新、行政手法的创新等，科技可以帮手，但是不需要一定有新的技术。“譬如香港很多人用‘八达通’卡，但‘八达通’卡过了这么久，没有新的创新元素。而内地用手机，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等，那这就是高一级的，用手机做了一个创新。当然其中有很多的科学技术在里面，但这不是科技的创新，而是利用网上支付的创新。”至于内地常说的“科创”，徐立之认为，内地常说科技创新，是为了鼓励在科技领域自主创新。“如果现在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自主创新，你就不可以在国际上和别人竞争。这是科技的创新。”徐立之认为，大湾区的人员交流也需要创新，这个创新机制是让大家如何共事的机制。“我自己是港深科技园的董事，也和那边有很多紧密的接触。在深圳做事的方式和香港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落马洲，要一步一步去做，深圳说要做，就交给一家公司，你去发展吧，你需要什么政策告诉我，就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所以创新的环境，深圳是好很多的。香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规矩、按部就班在规定里面做事，就会越收越紧，因为不能出界。但是在全球竞争的时候，就必须有创新的思维，那就一定要有内地经常讲的先行先试。”不过，徐立之同时表示，如果没了规矩，也可能发生很不幸的事情。“没有规矩就可以做，所以做得就快很多，但是出事的几率也会大很多，所以大家互相多些沟通。”徐立之在2002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期间，推动成立香港大学基因组研究中心。在SARS暴发期间，还曾组织协调了港大对SARS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促进各研究队伍的合作，发现了SARS病毒及其中间宿主，为香港和内地医学界抗击SARS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基因学家的徐立之，也在采访中谈到了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香港疫情反复，疫情防控仍面临挑战。在他看来，“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非常不同。“非典时期，疫苗来了后结果没有用，因为病毒自己消失了，但这次情况不一样。病毒会继续存在，就好像流感这样，年年都会回来，所以疫苗是有好处的。”他也提醒，疫苗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并不是每个人对疫苗都有正面的反应，其实未必会产生抗体。所以很多防疫工作需要接着做，大家要坚持做好个人卫生。”至于在疫情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专家与政府发生意见分歧甚至相互攻击的情形，徐立之认为，科学家之间对疫情会有辩论，科学家和政府之间可能也有分歧，但是大家可以关起门来充分讨论，而不是在公开场合吵架，不仅搞得自己很尴尬，也让公众迷茫。“专家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他用科学的方法或者医学的方法来分析事情。而政府也应该了解他们的看法，然后做出一个综合的决策，提出综合的做法，而不是掉过头来把决策权完全交给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