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這是中國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儘管是以那樣一種極端的形式演給我們看。在今天這樣一個物慾橫行、精神失落的時代裡，它的意味是異常複雜的。我們需要精神的烏托邦，以顯示人類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恆價值。但我們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將這種精神的烏托邦直接還原為現實，以詩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詩意與殘忍，僅僅一步之遙，類似的烏托邦悲劇我們已經看到太多太多：法國的大革命、中國的「文革」……這次不過是在一個孤獨的小島上、一個孤獨的詩人那裡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劇的語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質卻總那麼似曾相識。

1993年中國詩壇最大的事件莫過於顧城之死。每一個朦朧詩的愛好者都感到分外震驚，誰也難以將一個寫下了大量優美詩篇的童話詩人與一個殘忍地用利斧劈死愛妻的殺人犯聯繫在一起。但事實不幸就是如此，令人們困惑不已。

在眾多的評論中間，筆者注意到評論者們的尷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對的只是顧城的某一個側面，或者將詩人之死詩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對他的罪惡表示惋惜；或者義憤填膺地要「除他『詩』與『人』之名」，將輿論詩化顧城之死看作社會良知的墮落。然而，這一事件的意義也許不在於褒貶顧城本身。蓋棺論定，關於詩人的是是非非，相信每一個有起碼正義感和道德心的人都會達成基本的共識。對於我們來說，如何將顧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內在的邏輯關聯，並從中窺見人性的隱秘，這才應該是人文關懷的真正所在。

關於顧城，王安憶有那麼一段在筆者看來極為精當的評論。她說：「顧城的世界是抽筋剝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維。……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裡，是要絕望的。假如我們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會絕望。我們不會去死，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感興趣，我們是俗人。」

大凡詩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這是他夢中的伊甸園，是他超越世俗、用詩的語言拼砌成的彼岸聖地。然而詩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時又是一個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兩個世界之間，詩人保持著靈與肉、價值與功利、審美與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獨顧城，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自孩提起他大腦袋裡面所裝的自我迷戀的形而上世界。

顧城稱自己是「被幻想媽媽寵壞的任性的孩子」。他早熟，當別的孩子還是拖著鼻涕、懵然無知的年齡，他已經開始用詩構築自己的童話王國。但他又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用舒婷的話說「是一個不肯長大的孩子」，只相信自己編織的童話。孩童的意識裡，自我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是同一個空間，世界應當如他所想像的那般單純美麗，或者說，「我」就是整個世界。顧城也相信自己的心靈與天地萬物的同一：「我們相信習慣的眼睛，我們視而不見，我們常常忘記要用心去觀看，去注視那些只有心靈才能看到的本體。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沒有，那個你，那個人類的你都在運行，都在和那些偉大的星宿一起燒灼著宇宙的暗夜。」他甚至堅信，詩人應該像上帝一樣，「具有造物的力量」。

拒絕長大的詩人所願意面對的是那個詩境中天地萬物與我同一的世界，他只有自我放逐，將自己與世俗世界隔離，不僅循世，對自己的身體都感到討厭，最好不食人間煙火，全身心地逃避於抽象的彼岸世界。可以這樣說，顧城的肉體對他來說已經不存在或不願存在，他只為他的精神而活著，為那些整日折磨著他的奇奇怪怪的念頭活著。

在朦朧詩人裡面，北島是憤世嫉俗的，舒婷充滿了生命的情趣，而顧城卻是反社會的，他懷疑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懷疑語言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甚至拒絕對這個他無奈生存其間的世俗社會承擔一切義務和責任。像所有的烏托邦理想主義者一樣，他對現代化的大都市充滿了厭惡之情，認定一切按部就班的城市缺乏生命的活力，他相信「在我的詩中，城市將消失，最後出現的是一片牧場」。最後顧城果然遠離城市，遠離人群，在偏僻的小島上開墾自己的伊甸園，伴著晨露，伴著鳥語，也伴著烏托邦的幻想。

顧城那著名的詩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個中的「黑夜」大約指的還是世俗的昏暗，詩人欲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擁抱一個「光明」的彼岸世界。如果僅僅到這裡為止，詩人的確意義非凡，在我們這個物慾過於氾濫、凡夫俗子主宰人類、世人普遍喪失超驗精神的地球上，顧城以自己童話般的夢想震撼了每一顆不甘沉淪於俗世的心靈，他那陶淵明式的現代田園生活也令每一個留戀大自然的都市中人羨慕不已。

《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修訂版）》

作者：許紀霖

出版社：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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