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如果我們光看自己的發展，不知道東京人在做什麽，不知道紐約人在做什麽，不知道舊金山人在做什麽，我們就會迷失方向。”“深圳下一步的發展，必須從世界地圖上來定位。”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剛剛履新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的知名學者鄭永年，接受了深圳特區報記者的專訪，就深圳的使命、發展方向、升級路徑等問題給出了獨到的見解。

一、深圳是一座使命之城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深圳過去的發展成就，現在的一舉一動，未來的遠景規劃，全世界都在關註。

鄭永年認為，過去40年深圳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但重要的還是面向未來。“深圳從一開始就是一座使命性的城市。”40年前建立經濟特區，就是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規劃深圳的。所以我們不能光看深圳本身下一步怎麽走，更要看國家下一步怎麽走。同時，深圳過去的40年，也是全球化的40年。所以深圳的發展不僅僅是內部的發展，更是一個國際化的過程。

鄭永年指出，下一步發展，從國家層面，是非常明確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新時代“三步走”戰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深圳的發展就基於這樣一個大背景，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中先行一步。

同時，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深圳下一步發展面臨的國際大背景。鄭永年表示，前40年，西方的技術我們應用就行了。現在，國際環境變化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不給我們技術了。特別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更是被有意針對和打壓。“我們怎麽樣從應用轉到原創，這是個非常大的挑戰。但如果做不到這一步的話，那麽下面的路就很難走了。”

“成就越大，應當承擔的責任越大。人沒有壓力就不會進步，一個城市也一樣。”鄭永年談到，比起40年前要錢沒錢，要技術沒技術，白手起家，深圳下一步發展的條件，無論是物質條件還是思想條件，都要好得多得多。但現在面臨的挑戰也更大，深圳要有使命感、壓力感甚至危機感，這樣才有巨大的動力推著自己拼命往前沖。“如果我們能成功應對這些挑戰了，深圳往後的發展就了不得了。”

二、深圳要為國家做一個樣板

“雙區驅動”，是深圳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鄭永年強調，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深圳先行示範區，都是從我們國家的宏觀發展需要定位的，兩者是不可分開的。推進“雙區”建設，要有大局意識，要有思想解放。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發展，更要為國家做一件大事，“為國家做一個樣板”。

“先行示範區建設，除了經濟發展，還有制度創新。因為改革開放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還是追求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的一個過程。”深圳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顯著特點，制度、法規、規則、政策存在較大差異。鄭永年一直認為，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動只能產生物理反應，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動就會產生化學反應，所謂的制度創新更有可能來自不同制度的互動。“從制度融合與創新的角度來看，大灣區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區域大平臺，更是一個制度現代化的樣本。”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之一，理應在推動制度創新上有更大作為，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開路探路。

深圳如何建設先行示範區？鄭永年尤為看重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是學習。要向其他國家發展得好的城市、世界級大都市學習。它們經歷了很長的歷史，雖然期間也遭遇過困難危機，但是都克服了，實現了可持續發展。

同時，也要汲取別人的教訓。像美國的“鐵銹帶”，為什麽曾經輝煌過，一下子就閃斷了呢？“既要學好的經驗，也要學他們的教訓。深圳要堅持底線思維，在避免城市衰敗的底線基礎之上，考慮城市整體升級的問題。”

第二是創新。學習不是描紅，不是拷貝，要根據我們自己的文明、文化、國情進行創新，比他們做得更好。尤其是深圳，要先行示範，更應如此。

誰去學習和創新？鄭永年認為，有些東西要企業家去學習和創新，有些東西要政府去學習和創新，有些東西要學者去學習和創新。無論是企業家、政府、學界，都要有正確的自我認識，把自己的角色擺正，去找到自己的學習對象和創新路徑。

三、越是面臨“卡脖子”越要註重原創

在鄭永年看來，中國是個應用大國，還不算一個創新大國。即使深圳是目前中國最為發達的創新型城市，但很多創新還是停留在應用層面。正因如此，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影響很大。

“任何一個國家，早期的發展肯定先是應用，這是技術擴散的規律。”他說，近代以來西方先發展起來，技術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外溢擴散。美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早期都是應用別人的技術發展自己。但是後面必須從應用轉到原創，否則就會面臨各種“卡脖子”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珠三角逐漸成為世界工廠。那時很多人有個錯誤觀念，認為世界市場是存在的，我們采購就行了。甚至有人說，我們糧食都不用種，世界上糧食那麽多，我們采購就行了。“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世界市場只是在國際關系比較穩定的情況下才是存在的。地緣政治一變動，國際環境一變化，世界市場就不存在了。我們今天就面臨這個問題，人家有貨不賣給我們，那有什麽辦法呢？所以我們有好些地方思想確實要解放，但這個思想必須是正確的思想。”

現在面臨“卡脖子”問題，大家開始著急了。鄭永年直言，華為如果早10年開始思考芯片問題的話，就不會產生現在這樣的被動情況了，這個教訓夠深刻了。他強調，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真正拿出中國制造，拿出更多的整裝產品，即使組裝也要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越是面臨“卡脖子”的問題，越要奮起直追發展大國重器。“什麽叫大國重器？原創性的東西才是大國重器。”

當前，深圳正在大力投入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對此，鄭永年說，創新、創業、創意當然都很重要，但最關鍵的是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體制創新，二者相互強化。

四、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

當前，國際環境變化了，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一些現實的困難。為了積極應對挑戰，中央提出了“雙循環”。

鄭永年認為，對“雙循環”要有科學的理解：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反映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內部消費對我們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了很大比重，但這並不是說國際循環不重要，像深圳這樣的經濟外向型城市，下一步發展還是要以國際循環為主。

面向世界，我們還是要請進來、走出去。鄭永年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首先是海外華人的資本流入，然後是西方的資本流入，這對我們的發展很重要。現在我們發展起來了，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對環保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那些低附加值的、汙染嚴重的勞動密集型的資本，現在很少能找到空間了。“外資不僅僅是一個資本的概念，外資跟技術、人才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我們現在還是需要很多外資進來，需要吸引、留住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尤其是優質人才。”

如何做到？鄭永年舉例說，無論是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還是東京灣區，都是世界級經濟平臺。三大世界級灣區所在的國家，雖然也經歷了各種困難或危機，但優質的資本、技術、人才還是留在灣區裏面，由此實現可持續發展。鄭永年建議，粵港澳大灣區要升級，升級成一個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在大灣區內部，香港具有很強的金融服務能力，珠三角擁有較完備的經濟體系、龐大的高技術勞動力以及廣闊的市場，有基礎、有條件打造這樣一個平臺，從而使得全世界的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優質人才都想來，來了以後不想走也走不掉。這既是灣區內部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對急劇變化的國際環境的回應。在這樣的平臺效應下，有利於深圳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優質創新資源，為建設先行示範區服務。

優質的資源最看重的，就是平臺是否廣闊、配套是否優質。在鄭永年看來，相較三大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現在欠缺的是“軟件”方面。

要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歸根結底要靠人才。鄭永年表示，為什麽新加坡那麽小的一個地方，能夠成為比較優質的世界級經濟平臺，就是因為能培育、吸引大量的人才。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好像院士才是人才。其實不是這樣的，農民工裏面也有人才，深圳現在還需要大量的技術技能人才。“我們的人才觀要改變。人才不能分高端低端，有用的人才都是人才，都是平等的人才。”他說。

人才需要很好的軟環境支持，比如好的中小學教育資源，優質的醫療衛生資源等，這些都是營商環境的軟實力。鄭永年認為，一個城市的國際化程度有多高，它的發展程度就有多高。就子女教育而言，從幼兒園到高中，國際化很重要。世界上的好大學多的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都可以去考。但是本地有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學、國際化的學院，才是人才關註的重點。所以我們要註重人才的具體需求，並不是說給他們一個實驗室就夠了。

五、構建南方共同市場，有效對接國家戰略

“大灣區不能只顧自己發展，也要突出輻射作用，把其他地方帶動起來。”在鄭永年的設想中，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南方共同市場。

鄭永年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一個連接點。把這篇文章做好了，對整個經濟發展能發揮很大的作用。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推動海南自貿港建設，可以考慮“港灣聯動”，形成一個南方共同市場，覆蓋完整的產業鏈，既有附加值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的產業生態，既有市場空間也有足夠人口，聯動起來加速國內大循環，面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打通國際大循環，從而具有極大抗風險能力。甚至還可以考慮向北延伸到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海南自貿港三大國家戰略的有效對接，以更大市場空間的聯動讓國內大循環更有效率。

“開放是什麽？開放是一種規則，開放是一種精神。” 鄭永年強調，有效的對接，有效的聯動，非常重要。而當每一個開放的區域都有自己的規則，這些規則又不一樣的情況下，就會造成開放名義下的封閉，這就是我們現在一些地方在開放上面臨的情況。“所以強調互聯互通、有效對接，就是要追求一個規則上的統一。只有在規則統一的情況下，才能真正走向開放。”鄭永年建議，不僅僅是廣東省內，國家好多開放的試點、開放的區域，都要打通互動起來，不要地方主義的開放，才能形成更深層次、更大規模的開放。

鄭永年特別指出，物理意義上互聯互通沒有問題，關鍵是規則制度層面的開放。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要打造一個“內部的歐盟版”。“為什麽歐盟比較有效，因為它的規則是統一的。人家歐盟二十幾個國家能互聯互通，我們一國裏面的三個地方為什麽不能互聯互通？還是有很多功課可以做的。”

六、講好“深圳故事”，講好“中國故事”

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矢誌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其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當好“兩個重要窗口”，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鄭永年說，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最直接產品，一個面向世界的最重要窗口。“我認為講好了‘深圳故事’，差不多也能講好一個‘中國故事’，至少是其中最好的一個‘中國故事’”。

剛剛正式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鄭永年擔任首任院長。他提到，之所以叫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就是要把中國、把深圳放到整個世界背景下，放到世界地圖上來定位、認識，這樣才能既看得到我們的優勢，也能看得到我們的劣勢。在他看來，發展肯定要有參照點：一個是時間的概念，要看我們自己的過去；一個是空間的概念，要看我們的競爭對手。“我們高研院希望為深圳做一些定位，幫助深圳在世界上找準定位。當然，我們高研院不僅僅是為深圳服務，為廣東服務，還要為國家服務，一定要有國家情懷，一定要有世界眼光，為區域及國家的戰略發展提供及時的、富有遠見的政策分析，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世界級經濟平臺，深圳要增強核心引擎功能，也需要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術交流平臺。鄭永年坦言，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今後我們“走出去”可能會遇到困難，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我們仍然要在開放狀態下講好“深圳故事”，講好“中國故事”。“這個世界是多元的，任何國家內的利益也是多元的，這是個基本事實。我們根據大趨勢打造的，不僅僅是經濟平臺，還有學術交流平臺、政策交流平臺。在這方面，我們高研院希望能為深圳、為中國作出一點貢獻。”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