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2020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經濟特區、先行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三區疊加”，深圳在新時期再次被賦予新的重大歷史使命，同時也迎來前所未有的重大發展機遇。“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意味著深圳將步入不惑之年。展望未來，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雲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站在新的起點，深圳必須繼續發揮改革的引領作用，依靠改革應對變局，把外部壓力轉化為前進動力，建設高水平高標準的市場經濟體制；繼續發揮創新的先導作用，依靠創新開拓新局，在面對前所未有的競爭中實現新的超越，把深圳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建設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
創新是深圳經驗的精髓和靈魂
“在40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深圳充分發揮改革開放的‘窗口’、‘試驗田’、排頭兵和示範區作用，創造了大量成功經驗，但最值得重視的還是始終不渝推進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王一鳴指出，創新是深圳特區的風格，是深圳發展的動力，更是深圳經驗的精髓和靈魂。
他認為，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路可走，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深圳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氣概，敢為天下先的膽魄和勇氣，大膽探索，勇於實踐，肩負起先行先試的重任。
“在特區建設之初，當人們思想仍然受到嚴重束縛的時候，深圳就率先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推動人們的思想解放。”他舉例說，在土地使用權有償流轉還是“禁區”的時候，深圳就敲響土地拍賣“第一槌”，推動我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當股票市場還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象征的時候，深圳就率先創建證券交易所，探索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當“三來一補”還熱火朝天的時候，深圳就敢於打破路徑依賴，率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頂住經濟“減速”的風險推動轉型升級。
過去40年，深圳勇於解放思想，敢於打破陳規，始終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懈探索。
王一鳴認為，探索新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同樣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面對的問題。深圳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主動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率先將自主創新提升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戰略，瞄準國家戰略需求、消費升級方向和供給側短板，部署創新鏈和產業鏈，把潛在的創新能力轉化成強勁的創新發展動力，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創新從“追跑跟跑”向“並跑領跑”邁進，加快建設國際化科技、產業創新高地，以創新打造新動能，發展新經濟，創造新供給，催生新需求，形成創新引領發展的鮮明特征，培育出華為、中興、招商、平安、騰訊、比亞迪、大疆科技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企業，建成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室和國家基因庫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同時在未來網絡、超材料、光傳輸、基因組學等領域規劃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深圳已成為我國創新發展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他說。
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對深圳改革創新提出新要求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出臺，要求深圳“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站在新的起點，深圳由此開啟了新的征程。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是新時代黨中央賦予深圳的重大歷史使命。”王一鳴強調說，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這對深圳改革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為此，他建議，首先，深圳應通過創新驅動發展打造創新發展範例。要發揮深圳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優勢，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加快5G、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實驗室等重大創新載體建設，為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和保障國家產業安全作出更大貢獻。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未來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領域建設制造業創新中心。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打造數字經濟發展高地。
“還要註意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建設知識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中心。”他說，同時實行更加開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制度，聚集國際一流高端人才，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
其次，深圳應通過深化改革打造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範例。他建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深圳應全面完善產權、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制度。依法有效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的市場、政策、法治和社會環境，進一步激發活力和創造力。建立市場準入評估制度，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強化公平競爭審查的剛性約束，建立健全第三方審查和評估機制。
“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他說，深圳還應積極探索高標準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第三，深圳應通過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打造“一國兩制”合作範例。他認為，深圳應進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平。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探索協同開發模式，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培育形成一批深港合作的創新型企業，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建立跨境商事仲裁、司法協助合作、區際律師事務所等跨區域的法律服務組織與機構，為跨境創新創業提供法治保障。
第四，深圳應通過推進城市治理體系現代化打造城市治理範例。他建議深圳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推進“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實現主動、精準、整體式、智能化的政府管理和服務。加快建設智慧城市，綜合應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推行信用監管改革，率先構建統一的社會信用平臺，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守法誠信經營。加強基層治理，改革創新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模式。
第五，深圳應通過生態文明建設創新實踐打造美麗中國建設範例。他表示，深圳應加快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大力發展綠色產業，促進綠色消費，發展綠色金融。同時，繼續實施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率先建成節水型城市，推進重點海域汙染物排海總量控制試點，提升城市災害防禦能力。加大綠色轉型的攻堅力度，加快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改革創新是深圳的根和魂，是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王一鳴說，在新時代，希望深圳繼續發揚敢闖敢試、開拓創新的特區精神，不斷改革創新，繼續當好“試驗田”和排頭兵，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更大貢獻。
推進更深刻的體制機制變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突破性進展
“高質量發展高地”是《意見》賦予深圳的五大戰略定位之首。對此，王一鳴認為，相對於高速增長階段，高質量發展對體制機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推進更加深刻的體制機制變革，推動深圳高質量發展突破性進展。
“高質量發展要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這就要求深圳在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上走在全國前列。”他分析指出，如果說，高速增長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數量追趕”，那麽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質量追趕”，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產品和服務質量、品質的要求，顯著增強經濟發展的質量優勢，必須完善公平競爭制度，除了符合“例外規定”的領域，都要以遵循競爭政策為基本原則。
“高質量發展要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實現更優結構的發展，這就要求深圳在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上走在全國前列。”他強調，在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生產能力的規模擴張，而隨著產能陸續達到市場需求峰值，傳統產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必須從“鋪攤子”為主轉向“上臺階”為主，著力推進由加工制造向研發、設計、標準、品牌等高附加值區段轉移，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必須探索科技成果產權激勵機制，推進科技成果初始權益分配改革，激發科技人員積極性，提高科技供給質量和效率。
“高質量發展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實現更有效率的發展，這就要求深圳在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上走在全國前列。”他說，隨著深圳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要素驅動”模式已難以為繼，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轉向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數據要素等帶來的“乘數效應”，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成為衡量深圳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必須深化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市場化進程，消除資源配置扭曲，加快培育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他還表示，高質量發展要從“分配失衡”轉向“普惠包容”，實現更加公平的發展，這就要求深圳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上走在全國前列。他認為，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有高效率的生產體系，更要形成普惠包容的分配體系，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健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另外，他認為，高質量發展要從“高碳增長”轉向“綠色發展”，實現更可持續的發展，這還要求深圳在綠色轉型上走在全國前列。他說，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民群眾從過去的“盼溫飽”到現在的“盼環保”，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更加強烈，對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提出更高要求。必須加快推動綠色轉型，推動發展方式轉向經濟發展與資源節約、排放減少與環境改善相互促進的綠色發展方式。
“我國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推動高質量發展，將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打下堅實基礎。”王一鳴說，希望深圳踐行高質量發展要求，在這幾方面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同時，創造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新經驗，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不懈探索。
深圳要在創新合作中發揮核心引擎作用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先行示範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深圳面臨“雙區驅動”重大歷史機遇。《意見》也明確提出，深圳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機遇，增強核心引擎功能”。
對此，王一鳴認為，作為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要發揮核心引擎功能，最迫切的是要在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集聚國際創新資源、構建開放型融合發展的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發揮核心引擎作用。
他提醒說，近年來，粵港澳三地在創新合作方面積極探索，取得多方面進展，但受三地制度性差異的制約，創新合作水平仍然不高，創新融合度、協同度仍有待提升。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深圳要在創新合作中發揮核心引擎作用，需進一步突出重點，力求取得突破。”為此，他建議，第一，應加快創新創業合作平臺建設。近期以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設為重點，推動香港高校在園區內設立研發機構，並與深圳高技術企業合作建設創新中心，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培育形成一批深港合作的創新型企業，以促進香港的科研、信息優勢與深圳的產業、市場優勢的有機融合。
第二，共建共享科研基礎設施。在國家支持下，可探索粵港澳三地在深圳聯合共建人工智能、生命信息與生物醫藥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還可鼓勵香港高校和深圳高技術企業共建面向市場需求的新型研發機構。當前，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明顯提速，深圳可積極推進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
第三，促進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放協同的創新共同體，需要打破人才、資本、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制度障礙。深圳可率先制定人才跨境流動的優惠政策，在科研資金跨境流動、降低資金交易成本、培育發展科技成果產權交易市場和聯合開展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等方面，也可率先推進制度創新。
第四，優化創新合作的制度環境。強化知識產權跨境保護協作機制，推動在知識產權仲裁、糾紛調解機構等方面深化合作。同時還需探索與國際接軌的海外高端科技人才綠色通道制度，在技術移民和外籍人才入境、停居留、永久居留等方面制定更加便利的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王一鳴認為，因此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更需要大膽探索。深圳具有科技研發轉化能力突出，創新要素集聚力強等優勢，應在創新合作中發揮核心引擎作用，加快推動大灣區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