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思考文字的價值是甚麼。

我們作為文字工作者每天在寫，到底在寫些甚麼？

我們每天寫別人過的生活，別人的生活有沒有因此過得更好？

甚麼才是美好的生活？文字能給人更美好的生活嗎？

他們的文章寫逃稅的政客、有違道德的參議員、性侵的明星，都在尋找權力與架構裏產生甚麼社會問題的表象。但在酒吧裏、飯桌上、巴士車廂內嘈雜又擠迫的路途上，我幾乎能總結出，寫這些普立玆文章的前輩，他們身上有着共同的關懷，甚至於在他們隨口聊的一個話題裏，都有着一種溫柔的力量，連結了人的情感，這才是文字裏隱藏最具大的力量。比如，在油麻地隨便走一圈，坐在酒吧裏便問到：「我看見很多流浪漢，他們大多是精神病患者嗎？」比如Jonathan Kaufman擠在巴士前頭的座位，屈身問：「你感覺身在香港還有自由嗎？」

喝着啤酒時，我們拿各個國家的自由來嘲笑，孟加拉的記者說他報導羅興亞難民時被拘留48小時的過去；馬來西亞的記者說換上92歲的馬哈地首相後媒體算是有了點自由，所以他才有資格取笑美國來的普立玆獎記者：「Welcome to the Third World!」

各國記者共同面對的難題

但是我們心裏都明白，共同面對的難題不只是Donald Trump公開說 「Fake news media」都是美國人民的公敵，輕易破壞一個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又或者中國無限擴大維穩事業包括嚴控微信之類。我們更直接地面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冷漠，無力與虛空轉化，情緒隨時爆發。這樣的時代裏，我們該當守於記者的位置，還是進一步成為倡議者，甚至運動者，來撼動改變？

「美國有句話，You don’t want to bring a knife to a gunfight（以卵擊石）」其實我一直以來的掙扎如同這種情況——當別人攻擊記者時，我們是不是還要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地守着記者的原則？Jonathan Kaufman說他有時也會和學生討論這問題，但他的掙扎至今仍沒有答案。「以前做記者，挖了政客的糞，他們依然會尊重地說：『好的，我尊重你有說話的權利，我尊重記者在社會中的地位。』」威權統治下，記者成為攻擊對象卻是常事。如今意外的是，民主國家也加入攻擊行列了。「我想我是站在樂觀一方的，歷史從來不是直線來回，它比較像過山車般起落……世界很有趣是因為你從來不知道下一步，正因如此我總是猶豫，未有下定論。」

差不多12年前，梁文道先生在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寫了一封信：「時間站在我們這一方」。後來又有人寫，權力才是永遠站在時間的一方。Jonathan Kaufman說，每個地方的記者都盡本分地在說舉足輕重的故事，把公眾必須知道的資訊擺在他們眼前，記者都以為他們在說的故事將來會改變世界，但我們必須接受一個現實，現實卻是，政客、市民、機構他們同意或不同意你所報導的問題，往往才是改變的關鍵。一篇報導刊登後，會發生的事並不掌握在我們手中，它始終視乎當下政局的權力在誰手中。

Stephanie McCrummen總在寫人的故事——黃色大門後的精神病患者、一羣打機的少年如何經歷槍殺。但她堅持角色不能越位，記者最多只能是記者這個專業的提倡者，用報導本身證明所說的是真相，所站的位置永遠只是陳述。「We are not at war, we are at work!」這是她的編輯告訴她的道理。

在其中一個講座裏她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她到香港下了飛機，坐的士時看見司機駕駛座上擺放着一列電話，頭髮該是一早起牀也沒梳過就出門的一團混亂，她開始想像是甚麼原因讓這司機過着不梳頭的日子？

憤怒、哀愁、快樂、無助、滿足、虛空，人的情感都來自生活，而生活現實裏的任何一套體制似乎都是無可撼動的強大。溫柔的背後是一種最高尚的理解，理解人的內心、人的情感以及形成這世界的結構關係。我想文字的靈魂不在於能不能撼動改變的結果，這種理解這種溫柔才是一個國家體制最懼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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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新聞的堅守——香港浸會大學普立玆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

《新聞的堅守——香港浸會大學普立玆新聞獎得主工作坊全記錄》

作者：閭丘露薇、李文、黃煜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

出版時間：2019年11月

橙新聞：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7/08/0101544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