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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文化漫步》之十一
作者:黃揚略   來源:識港網    2020-06-28 11:38

從蘭亭序到赤壁賦

我們在前面說過,古代東方文化人,一般不太愛“拉開架勢”寫哲學專著(老子的《道德經》是個偉大的“意外”),但他們對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從沒閑下來過。

就說東晉大文化人王羲之吧。幾乎天下讀書人,都曉得他的驚世名作《蘭亭集序》。其書法融嫵媚與剛健、細膩與疏放、嚴謹與張揚、沉著與飄逸於一爐,且憑這“天下第一行書”,成行草百派之宗,被後世尊為“書聖”。而此篇序文本身,雖感琢磨欠細,語多重複,個別層次略嫌不清,隱隱聞到一股“酒氣”,給人“喝多了”的感覺;但文中景真情切,瑰麗多姿,才氣逼人,汪洋恣肆,不失為一篇美文、妙文。在兩漢文賦鋪張華麗之風影響仍巨的晉代官方文壇,這股清逸之風尤為難得。細味通篇思想內核,則是對時空與生命的思考。

您看:在這麼一個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好地方,一群賢達“時人”彙聚於此。邊做著“曲水流觴”的文雅遊戲,邊“暢敘幽情”。令人頓覺“宇宙之大”、“品類之盛”,“信可樂也”!

然而,正“極視聽之娛”,玩得好好的,我們的這位大文人呢,卻突然悲從中來,不可斷絕: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感慨什麼呢?美好的事情總是這麼短暫,而且“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一一這些賞心樂事連同生命本身的存在長短,自己不能作主,全憑造化安排,並可一眼看到盡頭,“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於是乎,王羲之大人不由得想到了當時文化人中盛行的談”玄”之風,覺得這些傢伙推崇莊子的“齊物論”觀念,太不靠譜了:

“故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要說起戰國時代的莊子他老人家,貌似繼承了老子的道學思想,實際上是個大大的“修正主義者”。他離開了老子學說中唯物的本體論,追求主觀世界的無拘無束、逍遙自在和對客觀世界包括

世俗社會的無限超越;他將老子辯證的方法論往“前”推了一步,演化為詭辯論、無準繩、不可知的思維體系:

齊彼此(“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齊是非(”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齊彭殤(“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一死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這就是有名的莊子哲學命題一一“一死生,齊彭殤”。

王羲之先生說,我就納悶了:生下來就夭折的嬰兒,怎麼就比天下人都長壽;而活了八百歲的彭祖,怎麼就算最短命啦?生怎麼等同於死,死怎麼就算是活著啦?所以他批評莊子這種觀點是“虛誕”,是“妄作”。儘管他也知道,在當時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東晉一幫文人心眼中,這是十分“時髦”的說法。

王羲之不同意莊子意見,直接看到美好事物乃至每個人生的存在,都是“俯仰之間”的事,但他又能怎樣?只能無奈地“興懷”,大歎“悲夫”!從這點看,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先生,就顯得豁達多了一一

坡翁在他的《前赤壁賦》中記述了:壬戌之秋一個月圓之夜,東坡跟門客“泛舟逰於赤壁之下”。面對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他們又是詩又是酒,叩舷而歌,不亦樂乎。而門客卻潑了一頭冷水,說了一番大煞風景的話:

想當年,曹操、周瑜在這裏呼風喚雨,可謂英雄蓋世,如今都去哪啦?何況我們的這些被朝廷看不上的人,“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扵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多麼渺小多麼短暫的人生,面對無窮無盡的長江和永遠懸掛空中的月亮,還開心得起來麼?真是“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啊!一一諸位聽聽,有沒有跟王羲之先生的感歎一個調調?

我們再看東坡先生是怎麼跟門客說的:江水東流,日夜不停,一滴滴的江水是一去不回頭了,可千萬年來那條江不是還在那裏日夜奔流嗎?月亮缺了又圓,圓了又缺,月光每天都在變化,可千萬年來那月亮不是還清輝依舊嗎?所以呀,“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這就是看事物角度的問題:一是變化與不變的角度,二是個別與整體的角度。一片葉子飄落了,另一片葉子抽芽了,那棵樹還在;一棵樹枯萎了,另一棵樹出土了,那片森林還在;一片森林消失了,另一片森林生成了,世間綠色還在。如果只從變化的角度看到個體事物的衰亡,就會像王羲之那樣“嗟悼”、“興懷”;如果只從不變的角度看到整體事物的存在,就會像莊子那樣,不加區別,“一死生”、“齊彭殤”;只有像東坡先生那樣,既看到個體、承認變化,又看到整體、堅信永恆,才能做到“入世做事”,承擔當下責任;“出世作人”,豁達面對人生。

東坡的豁達,在於他一方面知道,一切存在都是變化發展的過程,“長恨此身非我有”一一自己也作不了自身的主;另一方面,又明白存在的本質一一“存在過”就是“存在了”,一瞬亦即永恆。天下美景“廬山煙雨浙江潮”,人們為之驚歎、震撼、陶醉也罷,為之興懷、糾結、感傷也罷,它似乎總是那樣的煙雨迷濛、潮若奔雷,“本來如此”,亙古不變。

其實,古人對宇宙人生的思考,說白了就是對“時空”的認識。而茫茫宇宙,悠悠歲月,本來無所謂時間和空間。而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在探究宇宙萬象以及人類自身生命行為軌跡在宇宙中的定位過程中,通過尋找各種參照物,去“”丈量”事物的“大小遠近”及其運動變化的“先後快慢”,從而創造了時間和空間這兩個尺度概念。人類正是有了“時”、“空”這兩把尺子,對世間萬物的認識(或曰猜想),才漸漸由絕對模糊走向相對清晰;同時必然地發現了,包括人類自身在內的宇宙萬物,其存在時空都是十分有限的,人的生老病死,物的生長收藏,不過塵埃之一瞬。
於是乎,有人悲觀了,消沉了,認定“人生苦短,須及時行樂”,就像五代時的前蜀後主王衍的《醉妝詞》寫的,“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有人不願接受人生短暫的現實,努力尋找超越客觀局限的門徑,就如繼承發揚了莊子思想的道教神仙家那樣,醉心於“長生不老”、“白日昇仙”之術。而古人對時空與人生的不同思考,表現在唐宋大詩人身上,也迥然不同:

道門的“詩仙”李白,醉醺醺,“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儒門的“詩聖”杜甫,苦戚戚,“萬裏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釋門的“詩佛”王維,閑澹澹,“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寒門”的“詩鬼”李賀,冷嗖嗖,“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東坡居士呢,肩上是儒家的擔當,心中是道家的灑脫,眼底是釋家的透徹。無論窮通順逆,依舊“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他笑吟吟、坦蕩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將個體的一瞬,融入整體的永恆之中。這,大概也是許多東方文化人追求的一種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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