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用拾荒者來形容鄧雲鄉先生似乎有些不敬，其實，是我們今天將拾荒一詞理解得過於狹窄了。撿拾歷史的遺跡，搜尋消逝的舊痕，又何嘗不是拾荒？何況，鄧雲鄉先生撿拾的哪裏是文化古城的破磚爛瓦，他所發掘的正是那些被遺忘了的零金碎玉。

鄧雲鄉先生的成名之作是他的《魯迅與北京風土》，這本書於1982 年由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其實，早在70 年代末，鄧雲鄉先生就由謝剛主（國楨）先生介紹給《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的主編姜德明先生。姜先生是一位學養深厚的現代文學史料收藏家，那時，姜德明先生曾多次和我提到「上海有個鄧雲鄉」。正是由於姜德明先生慧眼識珠，鄧先生的文字才能夠陸續在副刊上發表，這也是後來《魯迅與北京風土》得以出版的原因。

謝剛主先生不但為《魯迅與北京風土》題寫了書名，還為之作序，對鄧雲鄉這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當時的鄧雲鄉先生並不知名，這本書首印一萬七千冊後很快銷售一空，原因就在於這種體裁、風格和內容的著作在80 年代初可謂是生面別開，雖是舊京遺事，卻令人耳目一新。

鄧先生的經歷比較坎坷，直到五十歲時才真正著書立說，此前，他的名字是不見經傳的。很長一段時間他是在上海的電力學院教書，所以一直沒能發揮自己的特長。鄧先生長期從事《紅樓夢》的研究，且更着重於其中生活風物、服飾飲食等方面的考證，多年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材料。他是山西人，求學在北京，後來雖然生活在上海，對北京卻最有感情。他十分注重近人的社會生活筆記，從中汲取了很多寶貴的材料，成為他後來著述的依據。

鄧先生有較好的文史功底，且博聞強記，更以他謙恭好學的態度，遊走於前輩學者之間，例如北京的俞平伯先生、謝國楨先生，上海的顧廷龍先生、譚其驤先生等；對於春明、海上的老一輩文化人更是趨門求教，執弟子禮甚恭。

王扶林導演的電視劇《紅樓夢》雖是在1987 年上演的，但是籌劃工作早在1985 年就已經開始，1986 年投拍，同時在北京南城西南角搭建了既是演出場景，又可永久保存成為遊覽地的大觀園實景。這樣的大製作在當時可謂是盛舉。《紅樓夢》電視劇有個龐大的顧問團，除了影視文學界的名家，像沈從文、吳世昌、啟功、周汝昌、楊憲益、朱家溍、曹禺、吳祖光等這些文化界的人士也都在其中。彼時鄧雲鄉先生雖尚沒有資格列於其間，卻因為他寫的一本《紅樓風俗譚》被《紅樓夢》劇組看中，獲得唯一的「民俗指導」名義。

顧問者，可以顧而不問，但是這個「指導」卻要事必躬親。從那時起，鄧先生就往來於京滬之間，親臨拍攝現場。他住在白紙坊附近的一家賓館，離現場不遠，是劇組安排的。像陳曉旭、張莉、鄧婕、歐陽奮強等一干初出茅廬的青年演員也都住在那家賓館中。那時的影視明星哪裏有今天這樣的排場？

1986 年夏天，因為鄧先生說想和我聊聊，而鄧先生畢竟是長輩，當然是我去拜訪他，於是我就和他事先約好，某日上午去那家賓館看望他。說實話，那家賓館也就是個招待所的性質，房間裏連個衞生間都沒有，我去拜訪鄧先生的時候，他正盤腿坐在硬板床上看書。

鄧雲鄉先生給人的印象是和藹可親，非常真誠隨意，只聊了一會兒，他就說要帶我去大觀園裏走走，邊走邊聊。那時大觀園的一期工程尚未結束，好像只有「怡紅院」、「瀟湘館」、「蘅蕪苑」剛剛修建完畢，到處還是一股子油漆味道，而「稻香村」、「櫳翠庵」等還沒有建完，園中散落着磚瓦和水泥等建築材料，鄧先生領着我到處參觀。可能那日還沒有正式拍戲，不過那些青年演員出出入入，都與鄧先生混得極熟。恰巧遇到陳曉旭和扮演迎春的東方聞櫻、扮演妙玉的姬培傑（姬玉）等幾個結伴而來，鄧先生就招呼她們過來，向我一一介紹說「這個是演黛玉的」、「那個是演妙玉的」云云。這些女孩子都很活潑，對着鄧先生嫣然一笑，然後就牽着手跑了。

我們坐在「瀟湘館」的廊子上聊天，倒是和鄧先生無拘無束。他說和先君很熟悉，就是沒有見過我。我也希望他為《燕都》寫一些稿子，鄧先生說一回到上海就整理出些以前的稿子寄來。從此，我和鄧先生就十分熟識了，書信往來頻繁。前時整理舊篋，發現留下的書劄中就以鄧雲鄉先生寄給我的最多，竟有二三十封。

鄧先生八九十年代經常來北京，謝剛主先生過世後，鄧先生拜訪最多的則是俞平老，再有就是許寶騤先生。鄧雲鄉對這郎舅二人的稱呼也很有意思，他稱俞平老為「夫子」；而稱許寶騤為「仁丈」，自然都是以長輩視之，卻有春秋筆法——仁丈是一般尊稱，但是夫子就暗示有師生關係。許寶騤又是先慈的姨夫，鄧先生當然是和先君同輩分，但是他對先君和我都非常客氣，而後來則是與我來往更多。

最難忘的是1987 年我初到上海，都是鄧雲鄉先生奔走聯絡，安排住處。但凡我在上海的日子，鄧先生都會來住處和我見面，還有兩次親自接我去他家吃飯。鄧先生在家裏基本不做甚麼家務，都是他太太和一位內親操持，所以鄧先生在家中過得不錯。有年端午節，上海已經是酷熱難耐，一到他家，鄧先生就打開電風扇（那時還沒有空調），他太太端上來幾個冰凍過的江米粽子。那粽子的個頭兒很小，沒有餡兒，剝開外面的粽葉，一股粽葉的清香撲來，因為是冰箱裏剛取出來的，冰冰涼涼，蘸着玫瑰鹵子吃，香甜清爽，沁人心脾。

還有一次是他請我和台灣、香港的兩位朋友一起在家中吃飯，菜都是他太太和那位親戚做的，雖然談不上十分豐盛，但是都很精到，尤其是其中一道栗子雞做得極好。鄧先生說，上海買不到北京懷柔的板栗，要不然會更好。我也請鄧先生在外面吃過幾次飯，他從1956 年定居上海後，對滬上飲食已經十分熟悉，都能道出這些本幫菜的路數來。

鄧先生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卻沒有見他寫過上海風土人情和人文掌故的文字，偶爾說一兩句上海話，也顯得很蹩腳。他的著作都是關乎北京——這座令他魂縈夢牽的文化古城。

1995 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的《文化古城舊事》，責任編輯是中華的沈致金先生。這本書出版時，先君剛剛去世。秋天，鄧先生寄來了這本新著，題寫的上款是母親和我的名字。這本書的重點是寫故都時代的北京，實際上就是國民革命以後，結束了北洋政府時代後的「北平特別市」時期（1928-1937）。這也是我做北京史研究探索時最為重視的十年，是北京舊文化的「落日餘暉」時期。其實，這個題目也是我每次和鄧先生長談時最主要的內容。

鄧先生在這本書裏，着重於北平時期的文化教育，他以親身經歷和大量的史料為依據，將北平時代的教育狀況娓娓道來，也涉及大、中、小學的體制與課程。在學人佚事一節中，從王國維、梁啟超、柯劭忞到葉恭綽、章士釗等都有涉及，有些是史料，也有些屬於掌故軼聞類。同時還談到當時遺老和舊文人的生活狀態，有些材料彌足珍貴，例如他曾與柯劭忞之子柯燕舲相交友善，而柯燕舲是有名的才子，後來因吸食鴉片而潦倒，其下落很少有人知道。我讀是文後曾寫信給鄧先生，補充了關於柯劭忞的一些材料以及《新元史》的幾點問題，都得到鄧先生的認可。鄧先生的《文化古城舊事》出版後，遭到的質疑意見最多，批評意見也不少，指出了其中不少錯謬之處。但是，無論怎麼說，鄧先生鈎沉舊事的一家之言還是很有價值的。前人的聞見不可完全作為可靠的依據，但會勾勒出一個感性的社會形態，因此，像鄧雲鄉先生這樣的筆記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著作，以信史論之，或不足以引證為憑；而以筆記視之，則可以擴大視野，補益時代之人文，同時也是文化圈子中的社會生活史。鄧先生一生中在北京的時間不算太長，他對傳統文化在北京最後的輝煌卻極其珍視，像陳蓴衷（宗藩）的《燕都叢考》等，就是他最推崇的北京史料。他多年來在這些史料中搜尋着舊京的遺跡。

在50年代初，鄧先生曾供職於燃料工業部，後來到了南方，在蘇州、南京和上海電力學校教書，始終未能真正從事他所鍾愛的文史工作，只能在業餘時間做些《紅樓夢》的研究，他能有晚年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鄧先生既無顯赫的家世背景、社會關係，也沒有正式的師承，完全是靠他自己不懈的努力，求教於眾多的前輩學者，其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文化古城舊事》之前，他還有一本《燕京鄉土記》（後又由中華書局出版《增補燕京鄉土記》），這是部關於舊時北京社會生活、市井百態的民俗著作。也許有人會說，鄧先生不是金受申、不是張江裁，何以有資格談北京的鄉土民俗？我以為，鄧先生的這部著作有異於那些老北京瑣談，他在這部書中對很多風俗都能夠溯本清源，道出成因和背景，正如譚其驤先生所說：「雲鄉所著……是不可多得的鄉土民俗讀物，寫燕京舊時歲時風物、勝跡風景、市塵風俗、飲食風尚，文筆雋永，富有情致，作了結合文獻資料和個人生活經歷的很有趣味的敘述，其價值應不讓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作，所以它不僅與歷史人文地理有關係而已，無疑還為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種極好的素材。」

鄧雲鄉先生是位多產的作家，80 年代後的社會環境給了他廣闊的寫作空間，他的書能在那一段時間連續出版，也反映了人們對於近代北京歷史人文的關注。曾有人說，鄧先生的文章中兌的「水」多，東拉西扯多。我想這要看如何考慮，只要「兌水」兌得適當，引起讀者的興趣和觸類旁通的知識，就不足為過，總比乾巴巴的理論敍述要引人入勝罷。更或許，這就是鄧雲鄉的書能得到那麼多人喜愛的原因。

1999 年，突然接到鄧雲鄉先生去世的消息，幾乎不敢相信，他的身體那樣好，精力那樣充沛，怎麼會說走就走了？終年只有七十五歲。每當想起我和鄧先生的交往，都會覺得他依然在世。鄧先生如果晚走一些年，他一定會有更多的著作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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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逝者如斯——六十知見學人側記》

《逝者如斯——六十知見學人側記》

作者：趙珩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3/11/01014243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