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近日，法國著名電影雜誌《電影筆記》編輯部的全體15名成員宣佈辭職，以此抗議之前20名銀行家、科技公司企業家以及電影製片人對雜誌的收購行為。編輯部相信，這一收購將嚴重威脅雜誌的獨立性。

《電影筆記》編輯部在2月27日於網站上發表的聲明中表示，「新股東成員中8名製片人的加入，對以批評為主的雜誌造成了明顯利益衝突。《電影筆記》發表的任何關於這些製片人電影的評論,都將無法逃脫諂媚的嫌疑。」在收購完成後，新股東希望《電影筆記》應該更「友善」以及更「時髦」。對此，辭職的編輯立場堅決，「《電影筆記》從未符合過以上任何一個描述。《電影筆記》素來是一本高度介入、表明立場的批判性雜誌。」

新浪潮的光輝歷史

《電影筆記》的獨立性與批判性是根植於它的發展歷史之中的。《電影筆記》於1951年由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等人創辦，到了60年代，這本雜誌與1936年由亨利·朗格盧瓦（Henri Langlois）創立的法國電影資料館共同被看作是當時反對主流文化的兩個陣營。

在那時，法國電影院中放映的「主流」電影多是以文學名著改編的較為模式化的電影作品，而電影資料館放映的是亨利·朗格盧瓦在淪陷時期收購的上百部要淘汰的老電影，包括霍華·霍克斯、希治閣、卓別靈的作品。這些愛好電影資料館的年輕人以巴贊和《電影筆記》為中心聚攏，成為影評人，其中最著名的就包括之後成為法國新浪潮電影代表人物的法蘭索瓦·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賈克·希維特（Jacques Rivette）、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克勞德·夏布洛（Claude Chabrol）、艾力克·侯麥（Éric Rohmer）。

1954年，法蘭索瓦·杜魯福在《電影筆記》中發表了著名的《法國電影的某種趨勢》，不僅大膽批評法國電影中的部分資產階級，還指名道姓地批評一些導演虛假、華麗、模式化的電影創作手法。以法蘭索瓦·杜魯福為首的年輕人相信，創作者應該拿起「攝影機的筆」，記錄真實的生活，正如日記一樣。

帶著這樣的理念，當這批影評人逐漸轉向創作者之後，他們的電影風格突出——這些電影離開攝影棚，以實景拍攝，以年輕人為主人公，反對體制與權威。而根據資料，1958至1962年間，法國一共出現了97部處女座，《電影手冊》的五大影評人就拍了其中的32部。他們掀起的這股電影狂潮被《快報》的電影記者弗朗索瓦·吉洛命名為「新浪潮」。

《電影筆記》曾這樣總結新浪潮：「新浪潮是口號、意外、流行，還是風險很高的基金會？不，它是一場運動，就如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一樣。」

收購背後的困局

事實上，近期的這次收購不是《電影筆記》第一次被收購。算上這一次，《電影筆記》已經經歷了三次收購。而相比之下，前兩次的收購也更直指一份獨立雜誌在運營之時需要面對的困難，不僅是理念的堅持，還有許多實際操作問題。

作為《電影筆記》1981至1991年間的主編，杜比亞納曾挽救了這本雜誌的第一次經濟危機，而他也主導了1998年《電影筆記》的第一次收購，他將《電影筆記》賣給法國報業集團《世界報》。在杜比亞納看來，《世界報》會是《電影筆記》很好的保護者，未曾想到，《世界報》的管理也不完善。持有《電影筆記》的10年間，《世界報》不得不用集團盈利來彌補《電影筆記》的虧損。

除此之外，人事上的關係也讓《電影筆記》備受困擾。時任《電影筆記》社長的讓-米歇爾·佛羅東（Jean- Michel Frodon）與主編艾曼努爾·布爾多 (Emmanuel Burdeau)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佛羅東1990年進入《世界報》，負責影評和文化版，被看做是《世界報》的人，而布爾多則從《電影筆記》起家，是不折不扣的「電影筆記人」。

二者的爭端更放大了《電影筆記》固有的缺陷。在1996至1998年期間擔任《電影筆記》主編的電影史家安托萬·德·貝克就曾指出，「他們（《電影筆記》）缺乏好奇心，各種意識形態分析、理論解釋和專有名詞，把他們緊守在自己認知的現狀中。」而在2003年之後，佛羅東和布爾多在辦刊方向的「敵對」狀態促使《電影手冊》產生越來越多晦澀難懂的影評和詞語。

到2008年，《電影筆記》經歷第二次收購，這一次，《世界報》將《電影筆記》賣給英國出版集團「裴多」，使《電影筆記》在歸屬上成為一本「英國雜誌」。而事實上，2007年的時候，《電影筆記》就已經推出英文電子讀物，以擁抱更為廣闊的歐美市場，只可惜效果欠佳。

經過這次收購，《電影筆記》編輯部的15位成員全部辭職或許將成為《電影筆記》面臨過的最大危機。尤其當其中過半的編輯都在《電影筆記》編撰超過10年之久，我們不得不擔心，新重組的編輯部還能否將這本電影雜誌嚴肅獨立的理念傳承下去。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3/02/0101415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