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東方」與「西方」，在漢語中原本就可以化為雙關的「東西」，因此橫亙在歐亞大陸及其海岸線外絲綢之路本身的走向自己就可以道出它最主要的用途。

為什麼漢語中只有買賣「東西」而沒有「南北」？《辭源》裏的標準解釋是：「此義云物產於四方，約言之曰東西，猶記四季而約言春秋。」《辭源》的解釋來自清代梁章矩《〈浪跡叢談〉續談》，但民間流傳更廣的解釋來自清代翟灝的一則筆記，大意是：明崇禎帝向輔臣周延儒提出這個刁鑽問題，周延儒答：「南屬火，北屬水，若在黃昏做晚飯時向別人借水借火，沒有不給的； 『給』不能叫交易，因此交易物只能叫東西。」

這一說法後來衍生為更加通俗的「東木西金」版本：東屬木，西屬金；木、金可以放在籃子裏，而火、水不能用籃子裝，所以「物」稱「東西」，不稱「南北」。

至於「東西」何時開始成為「物」，中國學術界至今難以定論。最早的定於漢代，但更集中的意見是唐代，當時東、西所以成為「東西」則被解釋為：唐有「洛陽」、「長安」東、西二京，長安又有東、西二市，「東西」作為俗語完全可以再現商賈或市民逛市場時東張西望的景象。

不過，這種說法近年受到了挑戰。有學者提出：宋以前文獻中「東西」一詞出現的頻率遠不及更傳統的「物」，「動使」反倒在五代時期頻頻被用作「物」的同義詞，因此「東西」更可能是北方民族南下造成的「動使」口音訛傳。事實上，就「貨物」含意而言，中國史籍中最早的其實多是「南北」。南北朝就有《北史．魏收傳》載：「南北初和⋯⋯求南貨於收。」至今一些懷舊的店鋪還有「南北行」、「南貨店」等名稱。

倘若依據出現在文獻中的頻率判斷，明代之後其實是「東西」更安全的時期。明代張燮《東西洋考》中說「西產多珍，東產多礦」。「東礦西珍」不久超越「南北」成為明代海外貿易方言中的「東西」，並進而引申為市肆交易「四方物產」的專稱。至少到嘉靖年間蘇祐撰寫《逌旃璅言》時，已經出現這種今人看起來有些古怪的說法： 「世稱錢物曰東西，稱男子曰南北。⋯⋯意蓋鄉語相傳有自來矣。」即便漢代北方陸上絲綢之路開闢時很可能暫且只有東、西之說，絲綢確實都被路途兩端視為好東西，以至於當1877年德國探險家與地理學家李希 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為這片貿易區命名時，他也使用了「絲綢」。

李希霍芬很細心地在著作中對「絲綢之路」採用了「Seidenstrasse」與 「Seidenstrassen」單複數兩種說法，而且並沒有用該術語指稱漢代之外的情況，但「絲綢之路」已經如同代替了「南北」的「東西」一樣，成為描述歐亞貿易史最常見的詞語。

絲綢甚至原本不是「絲綢之路」上最早流通的物品。倘若溯本清源，在東方語彙之外，陸上絲綢之路應該因馬匹與皮毛交易而被稱為「馬毛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也該稱為「胡椒之路」。出現在貿易線路上的還有比馬匹、駱駝或山羊更不能稱為「東西」的奴隸交易。

探尋「絲綢」這種人與自然共同成就的物品何時成為絲綢之路上的主導貿易砝碼，實際上也是在探尋東西方以心靈而不是純粹足跡丈量彼此間隔的過程。千年間商隊們走過的路並非偶然地覆蓋了——20 世紀初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中所說的——歐亞大陸「樞紐地區」。

實現麥金德「樞紐地區」假說的核心條件是物資的流動。一方面歐亞間的地理樞紐為商隊們提供了便利，同時他們攜帶的貨物也成為這一樞紐最核心的推動力。黃瓜、大蒜、芫荽、芝麻、核桃、蔥、石榴、無花果、蠶豆、豌豆、豇豆、葡萄、苜蓿、茉莉、檳榔、楊桃、柰、萵苣、菾菜、菠菜、西瓜、海棗、扁桃、阿月渾子、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等，源於食物補給的貿易總是最容易被銘記，而香料、金銀器、玻璃、棉布、野生動物製品等更多帶有區域性人工附加值的貿易卻並非總有絲綢那樣的運氣。

麥金德1904年提出的歐亞大陸「樞紐地區」，同時代的英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則提出「李約瑟之謎」（The Needham Question）：為什麼在前現代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國又成為技術落後的國家，沒有繼續維持原來的領先？

「李約瑟之謎」顯然是東方在經歷「南北」出現「東西」後未必樂於看到的話題。不過，麥金德至少曾試圖以西方視角解決當時西方面臨的「李約瑟之謎」困境，進而提出「新地理學」：地理學的主要職能是「探索人類在社會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發生變化的環境中的相互作用」，而地理學發展的最大隔閡來自「自然科學與人文研究之間」，「地理學家的責任是建立一座橋樑」，同時「地理學必須研究歷史以證實他所提出的關係」。

對東方的好消息是：綿延千年的絲綢之路無可抗辯的物質存在已經提供了足夠的地理與歷史素材。李約瑟曾將中國明代崇禎年間一位落魄舉人宋應星稱譽為「中國的狄德羅」。比法國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早半個世紀誕生的宋應星在閒暇寫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閒書：《天工開物》。成書後雖頗有「欄杆拍遍無人與共」之感，百年後卻在西方獲得了「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的美名。狄德羅亦因編寫《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分類字典》（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留名青史。

在後世看來，狄德羅捎帶的諸如「物質和運動不可分」之類哲學論斷的《百科全書》使它堪稱「理工書本中最文藝的」，正如對程朱理學深有研究的宋應星那本《天工開物》在東方眼光看來是「理學書中最不文藝的」。中國明代之後講究「器以載道」，其出處源自宋應星同時代人顧炎武所說的「非器則道無所寓」，只不過在絲綢之路的貿易史上，更多時候不變的是器，常變的是人心中的道。如同東方古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樣，西方自古希臘始也有「認識你自己」。倘若時光迴轉，其實必先知東、西，始知東西。換而言之，當我們看到好東西，根底裏還應回歸東西的交往。

西漢，但現在也有觀點說它早在戰國時期就已誕生。作為亮度頗高的一顆星，牛郎星在古希臘時代同樣得到過自己的西方命名：「天鷹座阿爾法星」（Altair α）。古希臘神話中天鷹座是宙斯化身的雄鷹升天而成，天鷹座旁邊的天瓶座（Aquarius）則是宙斯化身雄鷹虜上天宮的侍酒童子迦尼美德（Ganymede）的象徵。玻璃酒杯是古希臘較晚出現的酒具，但在古羅馬已成標配奢侈品，由此才奠定了現代葡萄酒杯的標配材質。

同在北半球，當古希臘人以及以「特洛伊人後裔」身份延續了地中海古代傳說的古羅馬人仰望中國稱為「七夕」的那片晚夏星空時，他們看到的會是一幅集合了詩琴、主神、童子的宴樂場景，而不是一派不經隱忍的悲悲切切。

1840年7月17日，中國清代道光年間，西方第一次用得益於玻璃透鏡的相機拍攝星辰，主角就是織女星。在中國生絲出現在首屆世博會的28年後，西方天文學家憑藉玻璃棱鏡分光儀又拍攝下織女星的光譜照片，再經20多年後這一發現將掀起一場名為「量子物理」的物理學革命。21世紀初，天文學家已經通過天文望遠鏡觀測到：織女星並不孤單，它的周圍很可能圍繞着一個星團。在天文望遠鏡發明近一個世紀之際，西方已經有詩人以帶有東方禪意的語言寫下這樣的詩句：「從一粒沙看世界，從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恆納進一個時辰，把無限握在自己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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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穿越絲路：發現世界的中國方式》

《穿越絲路：發現世界的中國方式》

作者：李偉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18年8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20/02/26/0101410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