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出席2020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表示，嚴重暴力、刑事毀壞等行為與行使和平示威的權利背道而馳，被捕者今年將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又指很多人被指控干犯的公眾秩序罪行，但往往並不牽涉暴力或嚴重破壞，當中好一部份人正面對著會招致漫長刑期的嚴重控罪，「大致上，他們都有著良好品格(good character)，代表著香港社會一大部分人。」戴啟思並指作出檢控的決定時，公眾利益至為重要，即使證據充分，個別人士或者某些種類的案件亦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定奪。

戴啟思言下之意，是律政司在作出檢控決定時，應該考慮被告人士的「良好品格」，在顧及公眾利益之下，未必一定需要交付法庭審議。戴啟思所謂「良好品格不檢控論」，令人嘖嘖稱奇，更令人想起《動物莊園》的一句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原來，在戴啟思的法治觀面前，有著良好品格(good character)的人就可以比其他人更公平，更有權利，可以不受檢控。這種「良好品格不檢控論」與我們一直認識的法治觀完全是背道而馳，是公然以政治凌駕法治。這樣的言論竟出於大律師公會主席之口，實在令人失望。

法學界對於司法公正主要有兩方面標準：一是罪責刑罰是否相適應；二是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否作出檢控，更加只看證據，不會考慮被告人的背景和身份。戴啟思提出要考慮被告人的品格，這在英美法中稱為「品格證據」(character evidence)，當中包括：「聲譽證據」、「意見證據」及「具體行為證據」等。但就算在英美法中，「品格證據」也不會作為法庭判刑的重要考慮因素，最多是作為適當減刑的考慮，絕不會如戴啟思般以品格良好為由而不作檢控。

而且，超過半年的「黑色暴力」，暴徒在街上打砸燒搶，對政見不合的市民隨意施暴圍毆，有市民更因此枉死，有人被暴徒焚燒，這是什麼良好品格？暴徒罔顧法治，多次挑戰法庭的禁制令，甚至火燒法院，欲置警員於死地，這是什麼良好品格？暴徒在網上不斷散播假消息，煽動暴亂，更公然對官員和警員起底，公然誹謗抹黑，甚至勒索商鋪，各種卑劣違法的所為，又是什麼良好品格？

至於在違法分子中，有專業人士、有醫護、有公務員、有紀律部隊，這些人其身不正，知法犯法，自毀專業操守，這些人的良好品格又從何而來？先不要說品格良好不會也不應作為不檢控的理由，就是對這些暴徒而言，良好品格與他們的所為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戴啟思盲目美化暴徒，究竟是活在平行時空，還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選擇性檢控，以品格決定是否檢檢，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怎會符合公眾利益？戴啟思的選擇性檢控論，結果只會令香港的法治進一步受摧殘，令暴徒更加有恃無恐，「黑暴」將更難止息。恰恰相反，違法之徒之所以必須受到刑罰，並不單在於道義上、法治上的追究，而是社會防衛的需要。意大利刑法之父貝卡利亞說過：「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並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法治目的就是阻止犯罪行為，保障社會秩序和市民福祉，倘若如戴啟思所言：「良好品格不檢控」，香港的法治還能夠保障市民嗎？這段「黑暴」歲月，最令社會痛心的不只是違法暴力充斥，更在於香港一些專業界別的集體墮落，為了政治甘於放棄專業理性，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