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清朝在順治（1643-1661）年間為了截斷台灣鄭成功（1624-1662）、鄭經（1642-1681）等人建立與維持的明鄭政權（或稱東寧王國與延平王國）與中國內地官民接觸的空間，於是接受了當時鄭氏政權降將黃梧提出的「平海五策」，實行了遷界令，規定山東至廣東一帶的沿海居民遷入內地，相關政策一直間斷地延續到康熙22年，清軍平定台灣後，容許百姓遷回原居地。

熟悉香港早期歷史的讀者，大多知道在錦田的樹屋是清朝遷界令的重要例證。樹屋位處於錦田水尾村附近，是一座無人居住的石屋，留下了一些磚牆和門框。對於認識華南建築文化的人來說，錦田樹屋可說是讓我們認識當時的人如何習慣使用「夾牆」的方法興建房子，以達到防潮與冬暖夏涼的作用。不過，樹屋最重要的作用，是讓人們認識遷界令的影響。

屋的外圍已被一棵榕樹所包圍，把原來的石屋結合起來，而該樹已數百年歷史，因此，我們幾可肯定屋主原居錦田，但受遷界影響而被迫遷離，復界後沒有回來，房屋故此荒廢，同時被旁邊的榕樹佔據，沒人收復，形成了獨特有趣的景象，也說明了國家政策對地方社會帶來的深遠衝擊。

台灣與廣東相近，清朝當時遷界對其帶來的震盪比較明顯，同時也看到社會變革對國家造成的深遠影響。其實在同一時間，遷界與復界也對中國其他地區多有影響。例如，康熙帝立刻容許商船重新出海貿易，其中又以乍浦港成為關鍵的出發港口。其實，這一點也可解釋有些人對清朝對外關係的誤解。他們以為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只依靠廣州做對外貿易，實際上是有多個港口同時運作的，不過英國商人關注的只有廣州，導致大家有如此錯覺。因此，當我們將清初一連串海洋禁令與解弛問題綜合來看，便可知道對整個東亞世界而言實有着不同的影響，當中比較多人提及的是對日本的影響，而筆者一直關注的朝鮮，也同時受到非常有趣的社會影響。

先說日本。康熙復界其中的關鍵是考慮到海洋貿易對江南一帶以及國家的銀利有很大幫助，因此，康熙皇帝當時容許「互市」的制度，以乍浦為中心，令對日貿易產生顯著的發展和進步。雖然德川幕府曾有所謂「鎖國」政策，嚴禁國民私下出海，但獲得許可進出長崎的荷蘭人與中國浙江商人，卻成為了日本獲得大量物質與收益的主要來源。長崎著名的「唐人屋敷」正是遷界令以後所興建的華人居住空間，可見當時中日之間貿易相當頻繁。

朝鮮受遷界的影響非常大。朝鮮王朝在17世紀以降，被迫成為清朝的藩屬國，但它其實一直積極地與日本保持「互市」貿易關係，釜山與對馬之間更是互助互利的貿易夥伴。朝鮮半島農業和手工業一直缺乏發展，因朝鮮國內受理學影響，士大夫甚少認同商業活動對國家有利。因此，朝鮮在這方面的發展，不如中國與日本有大量產業，例如日本的銀、銅礦開發，以及中國的絲綢貿易。但由於有海禁的規限，朝鮮卻成為了中日之間在16至17世紀政治大變革時代下的貿易中介者，日本人用其銀從釜山購入「燕貨」，而這些燕貨便是朝鮮在中國東北或北京購入轉售的。因此，當海禁解除後，比起中國與日，朝鮮其實是面對最大挑戰的國家。突然之間，朝鮮的收入大大減少，甚至有官員多次向朝廷建議，必須注意海禁解除後對朝鮮的社會和經濟造成的問題。可是，由於朝鮮國王受制於守舊官員，始終沒有聽從相關變革的意見，致使朝鮮往後發展追不上中日兩國。

近年，有韓國學者提出「東亞地中海」的想法，令人們重新認識東亞的海洋世界，例如把地圖180度轉換閱讀，便可得到不一樣的地理認知。其實這是海洋思考的獨特角度。當然，相關論述仍在努力深化，可是我們可從這些想法裡大概看到，東亞的海洋，與我們在歷史教科書中所認識的東亞和區域歷史，有更多未為人所知的觀點。我們過去只關注大陸上的政治與大歷史問題，而忽略了海洋對人類文化發展的意義，而在實際上，「海洋性思考」將讓我們得到以完全不同角度去認識、反思歷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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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樂然，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遊走東亞各地，尋求與思索東亞世界的異曲與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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