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港網訊】19世紀香港在工商業和市政方面已有較現代化的建設。香港的造船業在1880年代下半期，突然飛躍猛進，每年至少可製成20艘船。香港第一個旱塢是在1857年興建的，名為「賀普船塢」。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則是在1866年成立，初時只是集資75萬元，其後成為香港最大船塢公司。在1899年該公司已聘有員工共4510人。

在1848年至1860年末期，香港已成立3個輪船公司，包括「省港澳輪船公司」發展航運。在1871年，香港創辦了第一個「公倉」。跟着在1875年香港建立了第一個領航燈塔，而香港的天文台則是在1884年建成。以上所提到的一系列十分現代化的港口，修造船業和碼頭倉庫的建設，令香港的航運業加速發展，成為世界上一重要的轉口埠。

其他的市政建設亦十分現代化。在1880年初期，港政府已立例批准商人從事建造電車軌道以容許電車在市中行走。1888年第一部電車開始載客行走。港島堅尼地城至筲箕灣長達11哩的電車線，亦於1904年全線通車。

蒸氣推動的渡海輪在1870年已開始使用。1880年已有正常渡海小輪服務，而到了1898年天星小輪公司正式負責提供相當頻密的小輪渡航線。

電報系統在1870年已在港創立，第一度海底電纜則在1871年安裝，並且能通過這個海電纜發電報到西貢、新加坡、英國等地。其後在1880年已能發電報到馬尼拉。到了1894年，從香港發電報的地方，擴展到上海、福州及馬來西亞等地。1881年6月24日，港島首次裝設電話。香港電力公司於1889年開辦，在灣仔設廠房，翌年即開始供電。

1863年，歷時四年興建的香港第一口水塘，即薄扶林水塘建成，開始為市民供水，儲水量從最初200萬加侖逐漸提升至6600萬加侖。在1880年代，港府又開築大潭水塘。這個工程費用達60萬元，所要建成的水庫有一條輸水道穿過渣甸山，中經港島北面的黃泥涌谷和灣仔峽，將食水輸入位於港島半山區的濾水池。

上述的一些19世紀香港的現代化建設，令不少當時來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留下深刻印象是毋容置疑的。現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證明這個說法。

首先，康有為於1879年路經香港時，即對此英殖民地的建設印象深刻：「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琅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因此啟發他對西學鑽研。梁啟超對此事亦有加以證實：「先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之，本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

王韜於1856年避居香港時，即撰文提及香港的司法制度，防衛治措施相當完善，並且十分欣賞香港政府能夠善於開源和理財。王韜對香港當時一些現代化建設，更是讚賞不已，認為是當時中國內地市政無法比擬的先進設施，例如他對薄扶林水塘能夠供應自來水到港島西區和中區，以及街道設立的煤氣燈便有這樣記錄：「泉脈發自山巔，流至博胡林（薄扶林），黃泥涌數處，皆鐵筩置地中，引之貫注延接，流入各家。華民則每街之旁，建聚水石池，以機激之，沛然立至，汲用不窮。於上環建煤氣局，夜間街市燈火咸以煤氣注燃，光耀如晝，仰望山巔，燦烈若繁星，尤為可觀。」最後，王韜不禁慨嘆不已：「前之所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

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1876年出使英國，途經香港，亦藉此機會，視察當時香港學館和監獄情況，對香港的普通教育和監獄制度的設施都留下美好的印象。對教育設施有這樣的記評：「其規條整齊嚴肅，而所見宏遠，猶得古人陶養人才之遺意。中國師儒之失教，有愧多矣，為之慨然。」他對監獄管理亦多讚賞：「所至灑濯精潔，以松香塗地，不獨無穢惡之氣，即人氣亦清淡，忘其為錄囚處也。」總之，郭氏認為較之國內同時的牢獄的黑暗，污穢與殘酷，實有天壤之別。

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在1870年曾經到香港，在港賦有《香港感懷十首》，內有慨嘆之詞，既欣賞香港的進步和現代化建設，亦感懷落入外人手才有此情況出現：「火樹銀花耀，氈衣繡縷鋪。五丁開鑿後，欲界亦仙都。」「為誰割藜霍，遍地出芙蓉。方丈三神地，諸侯百里封。居然成市鎮，高疊矗狼峰。」

與黃遵憲交誼頗深的廣東名才子潘飛聲，於1892年應《華字日報》聘請出任為該報主筆，在港所作之文章，編為《老劍文稿》，其中有〈遊大潭篤記〉，驚嘆大潭水塘建設的實效，復感雖然鄉土相連，而香港已落外人手，由西人經營，環境何啻霄壤：「……英人初得香港通商，度大洋之水，鹹滷不可食，乃搜澤度泉，停注為潭。斯港遂為東來貿易第一繁盛之地。將荒山一片，化為金銀樓閣，佳麗綺羅，此潭所繫，不甚大歟！……以港去吾鄉里一日程，遊覽所至，渺若荒陬，若不勝去國離鄉之感，盱衡今昔，憂從中來。」

上述的資料顯示，在19世紀末期，一般曾經訪港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覺得與內地比較，香港是一個十分進步而又現代化的城市，當時在港求學的孫先生有同樣的感受，是絕對可能的事情，這正好是觸發起孫先生要推翻清政的革命思想的主導線。個中實況，有關孫先生早期思想較直接的資料亦有數條提及。例如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便有談及國父在大學的時代，怎樣與香港同學陳少伯、尤烈、楊鶴齡幾位開始談革命：「常往香港，朝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但對於他的革命思想是否受香港環境觸發，此條文並無任何揭示。

但孫先生在1923年2月20日於香港大學一次演講中卻曾加以解釋，他在演詞中指出：「我之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孫先生尤其欣賞香港當時良好的「衛生與風俗」。

孫先生在演詞中所謂「衛生」，即是指當時香港政府釐定施行的「齊整及潔淨」制度，而所謂「風俗」，主要是指治安良好和政府官員腐敗事尚少：「覺得鄉間與本港，確大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十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得如許妥當？……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

這裡孫先生談到香港之腐敗是不符合史實的，例如從香港歷史上看，貪贓納賄是長期困擾香港社會的嚴重問題，1897年6月2日破獲的私開賭博大案，就有英籍幫辦、警官、書記官以及警察、通事一百餘人因受賄被判刑或革職。 但如上文所述，孫先生演講談到的香港情況在某些方面又反映了歷史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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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選並改編自《香港與近代中國：霍啟昌香港史論》

《香港與近代中國：霍啟昌香港史論》

作者：霍啟昌

出版社：香港三聯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原文鏈接：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9/11/15/0101317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