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第一次見陳蘊珍是李伯伯讓他見見自己的女朋友，他們來到約會地點，女朋友還沒來，等了一會還是不見人影，李伯伯不由四下張望，這時一叢小樹後面突然跳出一個人來，一下子跳到李伯伯面前，嚇了他一大跳，正是陳蘊珍阿姨，隨即她就笑開了，笑得前仰後合，笑得止不住，笑聲像一串串清脆的銀鈴。爸爸說他當時真是吃了一驚，老大哥的女朋友活潑又天真，簡直像個女中學生。

陳蘊珍阿姨從上海到北京出差，住在我家，每天晚上爸爸、媽媽和她都要一通神聊，不是在客廳，不是在書房，也不是臥室，是廁所，上海話叫作馬桶間，這樣的夜晚就被他們笑稱：馬桶間聚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個問題：廁所？為甚麼要在廁所？

我家住的平房曾經是一家日本醫院，一進門是客廳，一側是臥室，另一側就是廁所。廁所挺大，甚至比臥室還大點兒，裡面有洗手池、馬桶，報廢的浴缸裡放滿雜物，一面牆擺着大衣櫃和一摞箱子。不用多想我就明白了，他們仨一定有一個在上廁所，另外兩個是陪客，而坐在馬桶上的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媽媽。

媽媽坐在馬桶上，陳蘊珍阿姨坐在一張小板凳上，爸爸靠坐在浴缸沿，他們聊哇聊哇，聊得高興極了，聊得忘了時間。媽媽也忘了自己在上廁所。陳蘊珍阿姨的聲調比爸爸媽媽要高，聽上去特別年輕，像唱歌一樣。媽媽從來不善交際，來往的只有那麼幾個親戚，是蘊珍阿姨讓她享受到友誼的親密，讓她有很多的話想說，快活地咯咯咯笑出聲。我躺在臥室床上，門縫底下透進一線光，隔着門能聽到他們高高低低的笑語，那是大人的世界，我聽不懂，因此那聲音就像是好聽的催眠曲，陪伴我進入夢鄉。

爸爸呢？他是一個愛交朋友愛熱鬧的人嗎？其實並不是。雖然有的時候，當很多朋友聚到一起，他鬧起來常常最瘋，一瞬間像個敢於搗蛋的男孩兒。但深入到他的內心，還是會看到「孤獨」二字。

他真正的好朋友、一輩子的朋友只有一個，巴金。他們結緣於《雷雨》的出版，抗戰時期，李伯伯又出版了我爸爸的劇本《蛻變》，並寫了「後記」。

「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我最近在作者家裡過了六天安靜的日子，每夜在一間樓房裡我們隔着一張寫字檯對面坐着，望着一盞清油燈的搖晃的微光，談到九十點鐘……」抗戰時的江安，沒有電，無邊的夜晚漆黑寂靜，對於那六天，爸爸也有回憶：「巴金這次來江安，我們談得太投機了，每天都談得很晚很晚，雖然是冬天，小屋裡只有清油燈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來，總覺得那小屋裡很暖很暖。」

我始終認為，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最有引力最牢靠的不是別的，是共同語言。拋開工作、幹事情不談，人和人如果聊不到一塊何苦見面。有意思的是與此正相反，同時我又覺得最好的朋友是能夠坐在一起，一句話不用說也覺得很自然很舒服的。有這樣的朋友是一種幸運。

1942年爸爸離開劇專到了重慶，應聘在復旦大學講外國戲劇，教英文。大學教授聽上去應該是個不錯的職位，然而事實上呢？「在重慶時，我窮得不得了，有時一天就啃兩個大燒餅，有時連燒餅也啃不上。在這種時候，我就跑到巴金家裡，又吃又住。我住在他家樓上，他和愛人住在一間十平米的小房間裡。他家裡經常有一桌窮客人。其實他並不富裕。有時候他手頭寬裕，就約我到寧波館子去打牙祭。巴金對朋友永遠是那麼厚道、寬容、友愛，他永遠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長。」

上海徐匯區武康路113號現在是巴金故居紀念館了。小時候我曾在院子裡的草坪上玩，草坪上有一架鞦韆，我坐上去蕩呀蕩呀，爸爸和李伯伯坐在寬大的廊子上談天，媽媽和蘊珍阿姨在屋子裡說她們的話，到吃飯的時候兩家人就一起熱熱鬧鬧出去吃飯。李伯伯來北京時，我們一家就去他住的賓館，記得一次在華僑飯店，他們從上海帶來了螃蟹，幾個大個兒的掙脫了捆綁在廁所的澡缸裡亂爬，蘊珍阿姨慌得叫起來，又叫又笑。

「文革」十年爸爸過的是囚徒的日子，哪兒都不能去，「文革」結束他第一個想去的地方就是上海，去看李伯伯。陰冷的天氣，兩個人穿得厚厚的，一起去逛城隍廟，然後一大桌子人在一家老字號聚餐，好像是老正興，但我不敢肯定。回想起來雖然他們自由了，但沉痛的不堪回首的劫難仍然像一層無形的罩子籠罩着他們，一時摘不下來。爸爸再也見不到陳蘊珍阿姨，李伯伯再也見不到方瑞，她們倆都去了另一個世界，天國。

社會秩序恢復，李伯伯開始來北京開各種會，每次必見面，兩個人又老了幾歲，話說得沒有過去那麼多了，似乎只要見面就很好。那次李伯伯住在北京飯店，兩人想出去走走，就沿着王府井大街從南往北一直走到東安市場，市場門口有賣冷飲的，也賣冰棍，爸爸提議吃根冰棍吧，李伯伯贊同，於是一人手裡舉着根冰棍，慢慢悠悠，邊走邊吃，像兩個孩子。後來爸爸再婚，繼母李玉茹是上海京劇院院長，因此爸爸有很多時間待在上海，見面方便了。我有機會從旁觀察，武康路113號，一樓客廳裡的氣氛隨意而安寧，兩個老人各自坐在沙發裡，隔半天才說一句話，我對他們的感覺有所感覺，就像莎士比亞在《一報還一報》中的台詞所言：

你既無青春也無老年，

而只像午後的一場睡眠，

把兩者夢見。

再後來我爸爸住進北京醫院，李伯伯住進華東醫院，寫信成了他們之間唯一的來往方式，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通電話。北京醫院的電話間在一條很長的走廊中部，很小，小得只能容下一個人，如果兩個人就關不上門了。接打電話的方式像當年史家胡同56號，電話鈴響了，需要等待護士來接，然後她們再去叫人。

春節或中秋是爸爸和李伯伯通電話的日子，像必定舉行的儀式，一種期盼。有時候爸爸打過去，有時李伯伯打過來，如果是李伯伯打來電話，病房裡就會颳起一陣旋風，爸爸掙扎着，急切地想從沙發裡站起來，做不到，照顧他的小伙子小白把他從沙發裡拉起來，圍巾在哪兒？帽子在哪兒？走廊上涼，對他來說感冒是非常危險的，可他已經等不及了，「快，快……」說着忙不迭地向門口移動，我和小白趕緊去扶他，他的腿有點邁不開，腳步踉蹌，總像是要摔跟頭，於是一行三人，不，一行四人，爸爸，李玉茹，我，小白，稀裡呼嚕穿過走廊，奔向小小的電話間。電話間亮着燈，電話在一張小桌上，桌邊是一張凳子，他一屁股坐下，喘着。我們都站在門外。

他抓起話筒：「喂，老巴嗎，我是家寶！」他們互相問候，說說各自的情況，越是聽不見聽不清聲音就越大，「你說甚麼？咱們幹甚麼？甚麼……好！好！咱們共吃一個月餅……」電話那頭圍着李伯伯的家人們被逗得大笑起來，因為李伯伯其實說的是「咱們共有一個月亮」，很有詩意，而我爸爸想到的是吃。

李伯伯用他的四川口音重複再說，爸爸終於聽清了，笑出聲：「對呀對呀，太好啦！咱們共有一個月亮！」聲音大得幾乎像喊，滿走廊都能聽見。掛斷電話之前兩個人總是約好甚麼時候見面，春天，我去看你，秋天，我們在杭州見，說的時候信心滿滿，覺得他們能做到，一定能做到。